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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英國對美國作戰時，日本將毫不躊躇地加入英國方面。美國在1920年3月制定了兩套作戰計劃：一套是在太平洋對日作戰的“橙色計劃”，是對1911年“橙色計劃”的第二次修改；另一套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與英國和日本作戰的“紅色—橙色計劃”。從美國海軍的作戰計劃看，英國和日本的同盟存在與否，不僅對美國的戰略部署和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對比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影響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地位。美國必須將艦隊分在兩大洋使用。

美國海軍部的戰爭計劃科在1922—1924年的歷次年度報告中都有如下判斷：日本和英國仍然是能夠與美國爭奪制海權的兩個國家，導致美國與日本、英國兩個國家或者一國交戰的對立點仍然存在。美國海軍戰備，首先針對日本，對英國的戰爭或者對日本和英國聯合的戰爭準備是第二位的。

從整個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後期的國際形勢看，美國最有可能的作戰物件仍然是日本，“橙色戰爭是被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一場戰爭”，“橙色”也就成為美國軍方最主要的作戰計劃。計劃制定之後十多年間，雖然幾經修改，但是準備“單獨在太平洋對日本打一場進攻戰”這個核心內容始終不變。

20世紀30年代後期，美國才逐漸改變其戰略思想，1938年2月對“橙色計劃”做出修改，除了保持原來在太平洋對日本打一場進攻戰的基本思路之外，初步估計到來自大西洋彼岸德國和義大利的威脅。1939年2月，羅斯福向國會提議加強的海外軍事基地共16個，其中太平洋地區的數目是加勒比海地區的三倍。這反映了以太平洋為重點的戰略思想還沒有徹底改變。只是到1939年3月德軍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隨後又對波蘭提出領土要求後，1939年4月，美國陸海軍聯合委員會才提出報告，指出如果兩大洋同時受到威脅，則應該在太平洋上應該採取守勢，保留足夠部隊，以夏威夷為基地，防衛“戰略三角”（夏威夷——阿拉斯加——巴拿馬）。這意味著“橙色計劃”在太平洋對日本打進攻戰的基本思想已經被拋棄，成為美軍戰略思想轉變的轉折點。在此基礎上，1939年6月，美國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制定了新的作戰計劃——“彩虹計劃”，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兩洋戰爭設想了五種情況，分別制定了五種方案。其中“彩虹5號”方案，設想美國、英國、法國聯合作戰，在確保西半球防務的同時，早日派出美軍到東大西洋，並且出兵歐洲和非洲，協同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和義大利採取戰略攻勢。在太平洋則維持戰略防禦，直到打敗歐洲軸心國家，才在太平洋對日本展開戰略反攻。“彩虹5號”最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實際執行的戰爭計劃，標誌著“歐洲第一”戰略思想的逐步形成。“歐洲第一”的大戰略方針是在1941年1月英國和美國兩國參謀部聯合制訂“ASC—1”計劃時才正式確定的。　。。

第四章（10）

美國的戰略指導表現在軍事戰略上，對戰爭的預見性、戰爭準備的堅決性都是很強的，而且能夠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轉換作戰物件，及時調整戰略方針，從而把握了戰略主動權。美國軍事戰略的成功，對於美國國家崛起的成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韜光養晦：晚出頭

在美國的崛起藝術中，有一條是“美國特色的韜光養晦”，就是即使當世界領袖的條件優越，也不急於出頭和當頭。

孔華潤曾說：“1913—1945年世界轉變的歷史，也是美國世界角色的變化歷史。曾經充當波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地的國際關係中心的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去了霸權地位。1917年之後的年代標誌著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崛起，即便是在沒有利用軍事力量真正發揮領導作用的時候（諸如20世紀20年代），它也提供了經濟和文化資源以界定和維持全球秩序。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美國在各個層面迴避國際領導權或國際合作並退回到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實在是一個例外，但即便是在那個時候，使用約瑟夫？奈的語言，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遲早都要‘註定領導’。”在二戰即將勝利之際，“羅斯福及其同僚期待美國從戰爭中崛起，進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在此次戰爭之後，他們決心要領導世界。這一次，他們要建立一種可以增進美國利益的世界秩序，使美國不僅能夠提升自己的財富和權勢，也可以將其價值觀推廣到世界任何角落。美國不能再次規避大國的責任，而應該提供一種建立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以自由貿易和穩定的貨幣匯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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