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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地下鬥爭，是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中戰鬥。不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著和鐵的紀律。吃一塹，長一智。韋君宜剛開始從事地下工作時，對遵守地下工作紀律，很不習慣。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開會，她沒做任何暗號。會後，那位同志嚴厲地批評她，並具體地告訴她如何做暗號，遇到危險時，如何發出暗號。

在清華大學的三年，她經歷了尖銳、複雜的鬥爭，成了一名合格的黨的地下工作幹部。

由於對文藝的興趣和愛好，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常常抽暇閱讀魯迅及其他新文學作品。這時，她方感到中學時代所讀的魯迅的雜文和小說，實在是一點也沒讀懂，而現在才開始懂得一點魯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向北京地區盧溝橋發動了進攻，中國守軍在人民高漲的抗日情緒影響下，奮起抵抗，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但國民黨政府卻節節敗退，學委機關在北平站不住了，學校也要南遷。當時正值暑假，一切“關係”都無法辦理。韋君宜及其妹妹，從天津坐海船經青島到達濟南，從濟南又轉太原，到太原後，很快就接上了“關係”。然後又到石家莊，在那裡組織宣傳隊，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幾天，國民黨又撤離了石家莊，當時在石家莊的一位共產黨的領導者告訴韋君宜，有兩條路供她選擇：一是留在石家莊，等待參軍；一是到武漢去找流亡同學會。韋君宜選擇了後者，到了武漢，先在叔叔家暫住，並恢復了黨的工作，按照共產黨的指示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公開的身分是在武漢大學借讀。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漢，形勢很緊張。韋君宜在武漢做官的叔叔，雖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幹著為他們一群挖掘墳墓的工作，但總感到韋君宜有什麼事情瞞著他，所以很戒備。一天，他派韋君宜的嬸孃，到武漢大學找韋君宜。在無法擺脫的情況下，韋君宜只好裝出順從的樣子，跟他們回了家。在家裡，韋君宜表面上平靜得如一潭死水，而內心卻波濤澎湃。經過幾天的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逃脫的辦法。一天晚上，她佯裝要去看戲，嬸孃、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戲散場後，她趁人多擁擠時，混入人群，脫離了“看管”，又轉了幾條街，坐上輪渡，一口氣跑到武昌，連夜找到武漢大學支部書記。遵照黨的指示，和另外幾位同學一道，轉移到湖北黃安蘇區，參加黨訓班學習。

在黃安黨訓班受訓後，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陽，後轉宜昌，仍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發展黨，組織劇團，串連小學教師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來電將韋君宜召回武漢，有一項緊急任務要她去完成。當時的武漢政府，準備派一個合唱團到國外去進行抗日宣傳，黨組織想找一個會說英文、有大學程度的女黨員隨同。經別人推薦，韋君宜成了合適的人選。到了武漢，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處。一進門，她看見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讓她吃飯，然後不緊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務。韋君宜覺得自己跟唱歌無緣，不能“濫等充數”，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經她反覆陳說，董老同意她的意見，並取消了原來的決定。此後，她被留在武昌，住進了武昌地下黨機關，做民先隊工作。為了怕家人發現她的行蹤，便假裝在外地，給叔叔、嬸孃發了一封信，工作時也儘量避開離家較近的那幾條街。直到武漢失陷前兩天，韋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嬸孃家，暫住幾日。這時，恰好母親從北平專程來到武漢，讓她立即去香港，然後轉赴美國留學。韋君宜斷然拒絕了父母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漢失陷了，她決定藉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慶。

在長期的嚴峻的鬥爭中，韋君宜結識了自己愛慕的男友孫世實，兩個人志同道合，相親相愛。本打算搭乘同一條船去重慶。待韋君宜擠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後，未見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寫的一張字條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寫著：“我來送你，沒看到你，我與錢大姐不能乘這條船走，過幾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後，還不見男友的身影，韋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從《新華日報》上看到一條訊息，從武漢開往重慶的船被日本飛機轟炸，死傷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動了一下，一種不祥的預感催促她立即趕到《新華日報》辦事處打聽訊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犧牲了。韋君宜沉浸在極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錢大姐來看望韋君宜，並告訴她，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情緒，決定要她去革命聖地——延安。

藝術是感情的昇華。韋君宜含淚揮筆寫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犧牲者的自白》（發表在《抗戰文藝》3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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