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汶萊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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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國和西方的文獻，汶萊在十六世紀之前的信史極少，汶萊又沒有勒碑刻石的傳統，近三十年來哥打巴都地區出土大量宋朝以來的中國文物，其中從二零零二年十月到今年八月，在該區綿延兩公里的汶萊河支流甜柑河(limaumanisriver)河畔挖出約五萬件唐朝以來的中國文物，包括大約一千枚唐代貨幣、中國陶器、銅器、金器、木刻面具和骨骸等，不難想象當年汶萊商業貿易的繁華興盛，和中華文化在當地的影響。

汶萊博物館館長班磯蘭.卡林博士說，這些十到十三世紀的遺物，足以證明汶萊不但建國曆史悠久，而且還有豐富的文化。

唐朝樊綽的《蠻書》﹔一名《雲南志》，最早提到渤泥﹔中國文獻稱汶萊為婆利、婆羅、婆泥、渤泥、佛泥、汶萊、婆羅乃，我國外交部正式採用的中文名稱是汶萊達魯薩蘭國(negarabruneidarussalam，馬來文字義是和平之邦汶萊)。

中國歷史記載中，十世紀以來，便有許多渤泥國王遣使中國的事蹟。公元一三七零年到一四二五年間（明代），中國至少四次帕特使到渤泥。《明史?渤泥國傳》記載，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序出使渤泥國，鄭和船隊也兩度到汶萊。

汶萊第二任蘇丹麻那惹加那(maharajakarna)在永樂六年(一四零八年)率領王后、王弟、王子及陪臣一百五十餘人朝貢中國，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麻那惹加那抵達南京一個多月後駕崩，成祖輟朝三ri，依照國王體魄託葬中華的遺願，以王禮葬之於安德門外石子崗，諡曰恭順，又封其子遐旺為渤泥國王，派太監與官員護送遐旺歸國。一九五八年發現的浡泥國王墓，成為中、汶交往的歷史見證。

回溯歷史，十四到十七世紀的汶萊首都哥打巴都是南洋商貿中心，彙集了來自中國、交趾支那、暹羅、北大年、彭亨、爪哇、蘇門答臘、亞齊、馬魯古、西里伯斯、呂宋、棉蘭老、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的商人，他們在等待季風帶來的船隻和貨物，汶萊人和國際商販ziyou貿易，還用中國的錢幣與各國通貨。

換句話說，新加坡香港開埠前兩百多年，哥打巴都已經是區域海運商貿中心，是經濟區域化和國際化的先驅，中華文化的海外據點，成為南中國海和地中海的交會點，東方和西方的中途站。

原籍福建的王總兵是兩國曆史的一個懸案﹕十五世紀伊斯蘭教傳人汶萊，建立蘇丹王國，第一任蘇丹穆罕默德於一四零二年逝世，中國的王總兵(又名王景弘、王三品、ongsumping)成為第二任蘇丹阿默。《明史》說他是福建人，成為婆羅王﹔有說是與鄭和一同率領艦隊下西洋時的航海家王景弘，根據《新編鄭和航海圖》標示，鄭和、王景弘船隊先後兩次到歷史上渤泥的汶萊﹔汶萊的文獻說他是明朝的欽差大臣，因娶第一任蘇丹的獨生女而繼其位。

除了蘇丹族譜提到王總兵之外，現在汶萊首都還有一條王總兵路(jalanongsumping)，沿路舊宅都屬於皇親國戚，可以進一步分析王總兵和蘇丹家族的關係。

汶萊蘇丹加冕的時候，御前其中一個大臣穿中國服飾，儀式包括中國習俗，連冠冕都是中國式樣甚於東南亞其它文化，據說都是王總兵繼位之後留下的傳統。

汶萊第五任蘇丹波吉亞(博爾基亞)在一四七三年登基後，國勢達到最高峰，曾經建立一個龐大的海權王國，縱橫南中國海，統治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蘇祿群島和巴拉望群島，伸張勢力到馬六甲和爪哇一帶，還一度攻佔呂宋的馬尼拉。

航海家麥哲倫(ferdinandmegellan)於一五二一年在菲律賓戰死後，他的船隊在這一年七月續航到汶萊。麥哲倫船隊成員、義大利人皮加費塔(antoniopigaffetta)在汶萊記錄，哥打巴都汶萊河上水村的居民有兩萬五千人，他們使用的貨幣是中間有孔的銅錢。考古學家證實明代的錢幣在汶萊和東南亞其它國家廣泛流通。他還記載，當時一些中國人已經在汶萊定居，婆羅洲內陸居民對中國人在當地釀造的壇裝燒酒趨之若鶩。中國人也帶來醃泡過的肉、魚、菜、水果，裝好在壇裡，糖、鹽、香料也放置在陶瓷器中，中華文化在婆羅洲的影響可見一斑。

哥打巴都的出土文物證明，宋朝以來，大批中國陶瓷器如缶、壇、甕、缸和杯盤茶具裝飾品等，在汶萊廣泛使用，中國人還在汶萊設窯生產陶器。在汶萊內陸，各式各樣的中國粗陶器和瓷器也用於宗教儀式、喪禮、節ri祭典等，至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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