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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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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寫上幾個舅舅,從不知道母親還有一個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同胞姐姐。

我知道這個秘密是考上大學以後的事情了。

那年暑假,我在家中無意間看到一封由安慶轉來的美國來信。寫信人開頭便稱呼母親為“耀妹”,落款則自稱是“德姐”,很長的內容通篇都是在回憶和評論餘家過去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字裡行間,浸透著無限的傷感和懷舊的溫情。更加使我詫異的是,來信的筆跡竟然與母親的筆跡驚人的相似。

母親收到這封信後,接連好幾天的時間沉默寡語,心緒不佳,我觀察到父親揹著我們兄弟幾個不停地勸說著母親什麼,而母親似乎仍然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一個星期之後,我那在人民解放軍當過政治委員的父親終於以其強大的政治攻勢瓦解了母親的意志。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母親開始寫回信了,寫一段,對著檯燈呆一會,再寫一段,又停筆想一陣,這封信斷斷續續用了好幾個不眠之夜才完成。信寫好之後,沒有直接寄給那個“德姐”,而是由安慶大舅處轉發美國。我暗中掂量過那封神秘的信函,很厚很厚沉甸甸的,足有七八頁之多,以至郵局多加了五角錢的超重費。

母親一向很少寫信,即使有事給我舅舅去函也是簡單明瞭,有一說一,從未象這次洋洋灑灑寫小說一般,可見“德姐”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我雖然沒有窺探別人隱私的嗜好,便強烈的好奇心還是促使我忍不住詢問這封密函的來歷。可母親只是輕描淡寫地道,那是她早年在美國定居的一個遠方堂姐,許多年沒有聯絡,敘敘家常而已。但我從“德姐”情意綿綿的口吻口斷定,母親顯然沒有講實話,雖然當時我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德姐”會是母親的一奶同胞。但直覺告訴我,此人與母親之間肯定有著非比尋常的血緣關係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母親向我挑明這事是在這一年的金秋10月。當時大姨已從華盛頓飛到北京,並且行程安排上早有到山東看望母親的計劃。這是中美建交後大姨第一次回國省親,也是母親同胞姐妹之間三十幾年之後的首次相聚。母親沒有理由不去和我大姨見面,這個封存了數十年的秘密也就再也無法隱瞞下去。

母親後來解釋說,之所以從不對我們提及大姨,是因為在極“左”思潮氾濫的年代,一個曾經在國民黨政府內擔任高官的海外關係尤其是後來又定居美國的直系親屬足以葬送我們兄弟幾個的政治前程。至於改革開放之後,當海外關係成為許多人夜思夢想的追求時,母親覺得更沒有必要告訴這一切,她是擔心我們由此產生不切實際的幻覺追求和虛榮。

母親最後很認真地說,但是她不是無原則地對誰都隱瞞真相。

母親參軍時,向部隊首長彙報了;結婚前,向我父親講清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三 求學

我的這位大姨似乎有著比我母親更加強烈的獨立意識。

抗日戰爭爆發那年,大姨正在安徽國立八中讀高三,日本鬼子佔領安慶後,她沒有和全家一起當難民,而是跟隨學校流亡到了湘西,這就是大姨的高瞻遠矚之處。高中畢業後,又孤身一人跑到了重慶考取了復旦大學。為了表示自己從此可以獨立生存,她一邊上學,一邊打工,斷斷續續用了6年時間才上完4年的大學課程。整個抗戰期間,沒有伸手向家裡要過一分錢,也沒有和家人相聚過一次,一個柔弱女子就這樣在兵荒馬亂的年月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面獨闖江湖。

其實大姨年青時也是個思想激進的熱血青年。

幾十年後,當她知道母親毅然棄學從軍投身革命時,曾經感慨萬端地說:“抗戰期間,無數的進步青年嚮往光明,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投奔革命聖地延安。本來我高中畢業時也曾產生過這個念頭,只是後來總想著讀完大學再參加革命也不遲,便去了重慶,沒想到大學畢業後,先是去了南京,接著結婚生子,然後又身不由己地到了國外。就這樣和革命失之交臂了,如果我當時真得和同學一道去了延安,我的人生軌跡也就完全是另一個方向了。”

人生真是變化莫測,剎那間的念頭有時候就可以改變一生的命運。

大姨是抗戰勝利那年結婚的,大姨父是她復旦大學的同學,為人忠厚老實,當時在國民黨外交部工作,日本鬼子投降後,便以接收大員的身份,帶著我大姨從重慶飛到南京。1947年受命赴羅馬任國民政府駐梵帝岡經濟參贊,不久,調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館任職。

解放前夕,大姨父曾攜妻帶子飛到香港,準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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