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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亞洲領袖。羅斯福認為這次訪問是個好主意，但丘吉爾卻把它看作是未經允許的一種干涉。

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員長和蔣夫人到達印度五天之後才宣佈訊息。

很快他們就遇到了一個禮儀上的奇怪問題。按照中國的禮節，委員長應該到孟買附近甘地的住處沃爾塔去登門拜訪。但是印度的習慣則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處（這次是在新德里）去會面，總督要求按照印度的習慣去做，當時的印度總督是林利恩戈勳爵。英國駐中國的大使阿基鮑爾德·克拉克——克爾將總督的一封信交給了蔣夫人，信上說：如果蔣氏夫婦到沃爾塔去，那麼總督將處於政治上十分尷尬的境地，他真誠地希望不要這樣做，丘吉爾首相此時也打電報給蔣介石，請他不要違背總督的意願。他說，否則“就可能使我們聯合全印度參加抗日的共同願望受到損害”，而且“還可能會在這個最需要團結的時刻，無意之中造成突出社會差異的效果”。

委員長十分寬厚地屈從了這些同時而來的各種壓力，加爾各答便被選為妥協後的會談地點。印度的這位領導人是乘坐三等車廂而來的，他與窮苦人一起經受了旅途的辛勞。委員長得知此事後極受感動，隨後，兩人大談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

在2月21日，即訪問的最後一天，蔣夫人廣播了委員長對印度人民講話的英譯稿。不顧英國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儘快得到自治權，井同時號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援世界範圍內的反侵略鬥爭。

在他離開後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國會領導人被捕入獄，這種事在他們與英國統治者的鬥爭中時常發生。

委員長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國主子，請羅斯福總統從中調解，總統謝絕了這番好意。

蔣介石回到重慶後沒幾天，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就於1942年3月6日抵達中國的戰時首都，中美之間的重大爭執從此便開始了。

關於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爭論，美國方面己有了許多的記載，特別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記發表之後。因此，我們更應該記住中國方面對此也有自己的觀點。

實際上，磨擦始於史迪威從華盛頓帶來的多種交叉重疊的任務。第一次見面他就通知委員長，他將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戰場（一般簡稱“中緬印”）的所有美國軍隊，在中國所有的國際戰爭委員會中代表美國政府，並負責對中國根據租借法獲得的物資以及其他美國的國際援助計劃進行管理和監督，同時又是中國最高司令蔣委員長的參謀長。除了這些之外，他還負責蔣介石與韋弗爾將軍之間的聯絡，韋弗爾當時指揮著緬甸和印度的英國軍隊。作為最高司令的參謀長，史迪威應接受委員長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總統的命令自然要高於蔣介石的。

尤其讓蔣介石討厭的是，史迪威還擔任租借官員的工作，這樣一來，如果史迪威認為發放給中國軍隊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壓。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國在享受租借法時沒有別國那麼“平等”。英國、俄國和其他受援國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把美國的援助用於自己認為合適的地方，只有蔣介石必須把他的要求一項一項地呈報給史迪威將軍。

顯然，這種侮辱性的規定是華盛頓那些支援蘇聯的人設定的，他們不願讓蔣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資的否決權。

即使史迪威是個講究策略、精於外交的完人，遇到這種情況也夠棘手的，何況他並不是這麼一個完人。

在他寄往華盛頓的快件裡，這位“刺頭兒”把委員長稱作是“花生米”（無聊的小人物）、“小響尾蛇”（愛吵架的人），可是後來人們從他的日記中又發現，他把羅斯福叫作“老軟蛋”，並給當時其他許多知名人士起了他愛用的侮罵性的綽號。

此外，他是帶著某種野心回到中國的，對此他起初還是藏而不露的，但後來卻乾脆不加掩飾了，他想取代蔣介石作為中國軍隊最高司令的位置。

這種願望只不過是一種夢想，這一點史迪威當時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蔣介石戰略上的弱點，卻對自己的軍事天才無比自信。

與史迪威發生衝突的並不只有蔣介石一個人，另外一個便是陳納德。

珍珠港事件之後，陳納德被併入美國軍隊，級別是空軍少將，陳納德和他那些志願兵的到來已經大大鼓舞了中國人計程車氣，這支“飛虎隊”很快使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對日本的空襲，中國毫無防禦，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有了保護。陳納德的志願兵成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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