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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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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5)

1932年,加利福尼亞州失業委員會檔案中的一個案例,生動地說明了這種差別。這位80歲的老人,正如他回憶的那樣,自他1873年在紐約市參加工作的那天以來,經歷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傑伊?庫克公司的銀行破產了,我的老闆關門大吉,我丟掉了工作,成了一個流浪漢。……那年頭,整個西部都向自耕農開放。那年頭,大山裡擠滿了新家,以及正在開挖的新礦。那年頭,全國各地都在修鐵路”。

他從一個流浪漢變成了一個護路工,打那之後,工作是穩定的,最早是煤礦工,後來是雜貨商,直到1890年,他發現自己已經成了“一個還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頭,成為一個流浪漢,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亞的誘惑下,他設法籌到了足夠的資金,去經營牧場。當他積累到可觀收入的時候,生活再一次變得寬裕起來。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裡,他知道這是錯誤的,是不同尋常的。“沒有一片像樣的土地用來安家。任何地方沒有一條鐵路要修建。”他回憶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發表了一篇宣告:‘年輕人,去西部吧,與國家一同成長。’”現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會這樣聲稱:“去西部吧,年輕人,然後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裡。”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樣。已經山窮水盡了。一個試圖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會遵循下面幾條路徑中的一條。如果他把這樣的境遇看做是機器取代人的結果,他可能就會心平氣和地看待它,因為沒有誰會跟一臺機器生氣。如果他歸咎於自己或自己的糟糕運氣,他就會滑向一條不歸的失敗之路。如果他把責任歸到社會或經濟體制的身上,他就會選擇激進主義的岔道,走不了幾步就會向左轉。有人做過一項認真細緻的研究,結果發現,跟女人比起來,失業使得男人更加激進。將近四分之一的閒人(比有工作的人當中多四倍)都同意這個觀點:“革命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儘管幾乎所有人都反對像“外國激進分子”這樣一些觀念,並且斷言:“一個人應該欣然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鬥。”

實際上,像這樣的激進主義,大體上是樸素的,理論上是天真的。對於被商店所包圍的貧困,普通人有著本能的憤恨,隨著食品和農場窒息在他們自己的生產過剩之下,這種憤恨突然爆發了。1932年,一個窮困潦倒的人對一位社會工作者說:“這些日子,思考是危險的,請別煩我。”同一年,一位新聞記者走遍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城鎮和偏遠林區——所經之處,身邊是一片廢墟,造成這些廢墟的原因是廉價棉花、工廠停產、銀行倒閉、抵押物喪失贖回權,以及很方便地降臨在華爾街的美國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聽到了人們咕噥著“革命”這個詞。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訴聯邦緊急救濟署的官員:

我不相信你在這家機構啟動之前就已經認識到了事情有多麼糟糕。……他們全都說,如果事情變得更糟,而且並沒有很快就發生點什麼事情的話,他們就會來到緬街上,砸碎窗戶,拿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不會欺負小店。他們首先會去找那些大店……沒人願意讓自己的老婆孩子餓死。

對於某些人的醜行,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主席丹尼爾?威拉德曾經在1913年沃頓商學院的一次演說中這樣說過:資本主義已經脫臼。他還勇敢地補充道:“在我餓死之前,我會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國各地到處都出現了反飢餓遊行,密歇根州的迪爾波恩市還爆發了一場嚴重的失業騷亂,導致了流血。離廣泛的群眾運動最近的途徑是“補助金大軍”。1924年由國會授權頒發給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老兵的“調整後的補償”憑證,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務管理者向胡佛總統報告:大約有272;000個人需要救濟。很快,國會在推翻總統的否決之後,就為這些補償憑證提供了一筆貸款,但不久之後,“帕特曼提案”建議立即支付剩下的餘款。

為了遊說國會議員,讓這一措施獲得透過,1932年晚春時節,大約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緊隨俄勒岡州一支由失業罐頭廠經理沃爾特?沃特斯領頭的樂隊,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了華盛頓。他們藏身於聯邦政府的空建築內,或者在波托馬克對岸的泥地上支起帳篷。聯邦政府強調,他們的團體已經被少數共產主義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滲透。然而,事實上,是有人把所謂“左翼分子”的名頭安在了這幫洶湧而來的流浪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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