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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一面埋頭寫作，一面對理論學習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記得那年黃藥眠教授主編的《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剛剛出版，他便購回連夜翻閱，以後又多次研讀，字裡行間畫著各種符號標記，“天”上“地”下記著每次閱讀的感受體會。當時，戲劇家阿甲正跟蘇聯專家學習體驗派表演理論，父親得知，便請這位好友來家轉授。每逢週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筆請教，殷切之態可掬，彷彿一個小學生。學習理論的結果，大大提高了父親藝術創作的自覺性。我們看到，一向自視甚高的父親，漸漸變得謙虛起來。一次，觀賢批評他由越劇《梁祝》移植的京劇《南山化蝶》，說這個劇本旦角戲大多，小生戲太少，有點“重女輕男”。他聽了，連聲承認“有道理”，還檢討說：“舊時編戲有個毛病，就是隻顧因人設戲，而很少考慮內容的需要。我就有這個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親隨中國文聯組織的“作家藝術家西北參觀團”赴大西北訪問。參觀團由著名詩人馮至任團長。路上，祖國的大好河山和淳樸勤勞的人民，給父親以巨大鼓舞，登山臨水，進廠下礦，他每每詩興大發，吟哦不已。遊終南山，遙望群峰如翠，他頓覺置身“畫屏錦繡中”而喜不自勝；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廟貌新”的杜公祠，他竟產生“詩聖招我來”的感受，甚至想象與杜工部“把盞鳳凰臺”；登上建設中的劉家峽水電站大壩，激發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筆”的創作衝動……每一處，都在增強他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每一處，都在加深他對祖國和人民的感情。

從大西北歸來，父親即雄心勃勃地制訂出創作計劃：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以章回體寫一部名為《勘探姑娘》的長篇；與阿甲合作，編導幾臺反映現實生活的京劇……但是，還未及付諸實踐，“反右”鬥爭就開始了。

十五，“躍進”聲中一病不起

在那場“反右”運動中，父親並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時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對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親這樣一箇舊文人，怎麼竟安然無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國共產黨內部整風開始後，《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的記者紛紛登門採訪。他們問父親：對共產黨有什麼看法，對黨的文藝有什麼意見？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舊作？等等。父親一一婉謝了他們，沒有提什麼意見。

倒不是父親有什麼預見，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於他是一個極重情義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一些領導人，像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在思想上，創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給父親許多鼓勵和幫助。父親的雜記簿裡，就有這樣一頁接受資助的記錄：鄧　初民副省長：四百元，壽昌　田漢公：二百元，陽翰　笙老：三百元……在父親的心目中，他們既是朋友，又是於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親。莫說自己沒有什麼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們訴說，何必一定要公之於眾呢？至於重新出版舊作，父親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劍俠傳》卷帙浩繁，可否出個刪節本？但他又覺得這時提出此事，似有見利忘義之嫌，終於沒有開口。

“反右”之後，緊接著就是全民“大躍進”。既然這“躍進”是“全民”的，文學創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親抱回來一大摞舊戲本子，說“這十五齣戲，要在兩個月裡整理出來”。從此，他每天坐在寫字檯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畫家董壽平來訪。他將一本雜誌遞給父親，關切他說：“看看吧。‘反右’餘波未平，聽說還有補劃的‘右派’呢，你要好自為之啊！”客人離去後，父親開啟那本雜誌一看，懵了。我們見父親臉色不好，連忙過去看他手裡的雜誌，上面一行黑體標題赫然入目：《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這篇文章揮舞著“棍子”，從《蜀山》批到《劇孟》，大有置人於死地之勢。父親嘆了口氣，沒說什麼，晚上繼續整理劇目。次日清晨，我們見他趴在寫字檯上，以為他又睡著了，就按慣例給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後上學去。萬萬沒有想到，當我們回到家裡時，父親已經躺在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病床上了。

父親由腦溢血造成左偏癱，生活不能自理，這就苦了母親。特別是父親出院後，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餵飯她不嫌煩，端屎端尿她不嫌髒，翻身擦揹她不嫌累。我們擔心母親拖垮了身子，總想幫她一把。母親卻唯恐影響了我們的學習，儘量不用我們。她說：“你們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讓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親的精心照料下，父親在床上躺了兩年半，竟連一點褥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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