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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以區別對待。”老人們說，這些日本人眼中的良民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暴富起來。不用說，這對那些民族意識淡薄、意志又薄弱的人，無疑是有頗大的吸引力的。

冀中的老人們還說，日本人要盯上一個村莊，見天去，非達到目的不可。像定南縣（今定縣南部）大鹿莊，敵人幾乎每天都去，足折騰了兩個月。開始，幹部、民兵帶領群眾跟鬼子鬥，為了防止鬼子包圍村子，家家住在野外。一天、兩天，日子長了，老百姓一看老是有家難歸，莊稼也沒法種，日子沒法過，都情緒低落。村

裡支部一看這也不是長久之計，便決定採取兩面政策，一面支應鬼子，建立“愛護村”，成立偽組織，一面真心抗日，又像晉北東曹村，鬼子天天去。甚至一天去幾次。幹部、民兵領著百姓們堅持鬥爭三個月：不派聯絡員、不資敵，不送情報、不投降。可日子長了，老百姓也受不了，有些落後群眾就說：“看，誰誰整天價不做活，淨瞎胡鬧，眼看你家豆角都爆在地裡了。八路軍不吃香了，還鬧個什麼勁。”一些沒有民族覺悟的人甚至說：“老百姓是自在王，誰來了給誰納糧。這個年頭是八路軍抗日抗出來的亂子，村幹部淨瞎胡鬧，還能擋住日本的大炮和機關槍嘍！”“快成立‘愛護村’吧，不成立就被敵人把房子燒光了！”最後這個村子也不得不表面成了“愛護村”。類似情況在冀中是很多的，據1941年冀中區的調查，全冀中34個縣有4314個村資敵，佔全冀中60％（全冀中7200個村）。就這樣，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至少表面上成了敵人的地盤。

日偽軍一片地方一片地方地與我爭奪，當時管敵人這種做法叫“蠶食”。真是如同蠶吃桑葉一樣，今天這地方還是咱們的基本活動區，明天就成了“兩面政權”地區，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了，再過幾天，晚上也沒法去了，完全淪為敵佔區。

1941年7月岡村寧次到任後，並沒對冀中搞氣勢洶洶的“掃蕩”，而是不聲不響地“蠶食”。“過去，廣大地區在日軍的‘不知不覺’下變成了抗日根據地；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以後，卻出現了抗日根據地在抗日軍民不易警覺中不斷縮小的局面。”

日方文獻也聲稱：“特別是由7月7日開始的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開展以來，由於華北當局的領導得當，不斷穩定而順利地收到實效。”

這裡所說的“華北當局”，是指華北偽政權。其實這些漢奸，還不都是岡村寧次手裡耍的猴子。

…

“四一年可就不同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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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作法由不同的人來操作，會有不同的結果。岡村寧次雖說不過是繼承多田駿的一套作法，卻給八路軍帶來更大壓力。彭德懷認為1941年的困難局面與岡村寧次有很大關係，不是沒有道理的。考慮到岡村寧次不喜聲張的性格和不聲不響的策略，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岡村寧次對多田駿臨離任前做的另兩件事，抱不同的態度了。聶榮臻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內容：他（指岡村寧次）上臺後的第一著棋，是立刻集中了5個師團、6個混成旅團，另有一部分偽軍，共計7萬兵力，首先向我北嶽區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掃蕩”。他把這次戰役稱為“百萬大戰”，意思是要報復我們的“百團大戰。”“掃蕩”持續了兩個月，結果“敵人妄想消滅我領導機關與主力部隊，摧毀我根據地的企圖，再次成為泡影。組織這次‘掃蕩’的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最後也不得不承認：‘肅清八路軍非短期所能奏效。’他還說，這次‘掃蕩’，是‘獅子撲鼠，效力不大’，無非是為自己解嘲罷了”。

現在我們已知道，日方編輯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說的很清楚，這次“掃蕩”從總體計劃、到兵力部署，都是多田駿在的時候就定下來了。岡村寧次到任後，只不過是繼續執行了這個計劃，未予否定罷了。這次“掃蕩”計劃雖說“是在充分研究了歷次的經驗和成果，透過周密的準備而制訂的。”當年晉察冀軍區的偵察科長羅文坊講，此次“掃蕩”其行動之詭秘、部署之嚴謹，也確實是極其毒辣的，儘管比以往有所改進，仍未抓到我指揮機關，也未抓住我主力部隊。幾萬人在山區武裝大遊行兩個月，死傷5000多人，只不過抓了些勞工、搶了些糧食，安了些據點。這樣的“掃蕩”，是不太符合岡村寧次的指揮風格的。岡村寧次心裡雖說明白，為了製造聲勢，需要來這麼一個“百萬大戰”，但他內心對這種效率頗低、興師動眾的“掃蕩”並不讚許，故而才說這種“掃蕩”是“獅子撲鼠，效力不大。”並指出“肅清八路軍非短期所能奏效。”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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