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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但不相信我，而且毫不猶豫的宣佈我有罪。法官提出交保釋金10萬元才能釋放，我的律師提出上訴。真是倒黴透頂，我預計要坐20年牢。此外，還有兩個案子州法院將對我起訴。且不說為了上訴還要給律師付更多的錢。經過深思熟慮我知道，我徹底完蛋了。我沒有現金留在家裡。大約有30萬元現金放在銀行供人租用的保險箱裡，那是以我和布拉克的名義租的。要是我坐牢，家裡的人生活得比較象樣一點就需要很多錢。

在我被判決前，博比·卡爾迪洛就開始與格斯·坎賈諾合作。

坎賈諾是個年輕人，富有進取心，對什麼都不放過。他買賣假鈔票、假郵票、熱門股票、黃色書刊和錄影帶、做有暗記兒的撲克牌和色子。不管是打字機還是汽車，凡是在紐約和布魯克林能偷到的一切，沒有他弄不到的。

他的收入的最大源泉是靠偷來的證券，這些證券大部分是從一個小偷團伙手中買來的，這個團伙在全國許多機場作案，光是偷來的證券就值100萬美元，大部分由坎賈諾銷售。

卡爾迪洛和我急於做一筆生意，因此我們去找坎賈諾。卡爾迪洛有個朋友是當律師的，叫伯納德·伯曼，他想出一個主意，用偷來的證券瓦解一些保險公司，也就是說去接辦這些公司，然後促其倒閉井變賣其財產。要實現這個計劃，我們需要1200萬元的證券。

我覺得這個主意好，於是去找坎賈諾。他叫人把我帶到一個公寓，那裡有一櫃子偷來的股票。我把股票翻了一遍，花了5個小時，沒有哪種股票他們沒有。坎賈諾把一些股票交給卡爾迪洛，卡爾迪洛交給伯曼。伯曼用這些股票在倫敦和阿拉斯加備接辦了一家保險公司，等到他們掌握了全部股票，就可以逐步將公司的財路堵死，然後將公司擠幹。我當時蹲在監獄裡，沒有見到一分錢，卡爾迪洛把我那一份也私吞了。由於我的證詞，卡爾迪洛因這兩起股票買賣被判18年徒刑，這並非出於我的報復，我檢舉了他和其他人，是因為我沒有別的辦法。

不久我的世界就慢慢崩潰了。由於在巴爾的摩做股票投機買賣，陪審團宣佈我有罪，聯邦法院判處我20年徒刑。這一判決使我大為震驚。我以為我會被釋放的，我的律師也這樣認為，這次判決對我是一沉重打擊。

我的律師馬上提出上訴。6月13日法官提出要交10萬元作擔保才釋放我。我相信，就算我可能蹲監獄，我也有6個月時間為家庭掙點錢。像我已經對您說的那樣，我整個一生從不知道節儉。我總是象酩酊大醉的水手一樣大把大把花錢。我有最上等的享受，我家裡有最上等的享受，我的朋友也同樣有。錢以我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我總是隻有用到第二天的錢，第二天到來時我又贏了一大堆，同時再將錢花出去。我根本就不想為艱難的時候存一筆錢。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即便是存在銀行供人租用的保險櫃裡的30萬也不是從這方面考慮的；這筆錢是準備在逃離這個地區時以應急需要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這30萬也不足供我的家用20年。

在宣佈判決前不久，我同波士頓的一個商人談妥了一樁股票生意。此人叫伯尼，是公寓住房、空調方面的大亨。他的父親是早期的黑手黨徒。他本人則更多地在黑手黨外圍活動。伯尼出了個好主意。他說，他有個朋友在委內瑞拉，也許他有辦法。過了幾天他把那位朋友帶到我下榻的飯店。這傢伙叫安東尼奧。伯尼說他是個機敏、狡猾的人。他們倆認為，如果我能搞到500萬美元偷來的股票，安東尼奧可將股票換成價值400萬美元的咖啡期貨合同。雖然這種期貨合同今年只值400萬元，但是明年可值500萬，甚至更多，我同意了。

我馬上飛到布魯克林去找坎賈諾。他有500萬元的海灣和西歐的股票，是從肯尼迪機場的郵包中偷來的。他要5％的佣金，即25萬元。我同坎賈諾談妥，把股票轉交給伯尼和安東尼奧。

在我能賺這筆錢（大約300萬元）之前，我不得不坐牢去了。我沒有再聽到伯尼或他那個朋友吭過一聲。他們拿著所有的錢溜走了。伯尼一個子兒也沒有給坎賈諾，他也不認識坎賈諾。

一切的一切（包括與卡爾迪洛所做的保險公司的買賣、與伯尼乾的咖啡期貨合同、我在信貸買賣中投入的10萬以及在銀行租用保險櫃記憶體放的錢），加在一起我至少有700萬。但這還不是所有的一切。布拉克和我與一個名叫馬文·卡格爾的小夥子醞釀過一個新計劃。此人是裡維爾黑手黨老頭領盧·福克斯的外甥。

福克斯死的時候，卡格爾從馬里蘭州趕來了。但是他不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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