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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假口供如此編造，一方面是要隱瞞真相，以免在風聲鶴唳、十戶九閉的江寧城中，激出大亂；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洗刷馬新貽的名譽，用心不為不苦，無奈不易為人置信。所以欽差張之萬與魁玉會銜的奏摺到京，清議大譁，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於是兩宮皇太后召見軍機以後，下了一道“明發上諭”：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汶祥所供挾報各節，即龍啟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於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確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南，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偵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指派鄭敦謹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第一，他是刑部尚書，正好管著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長沙人，由他來主審，湘軍不會不服；第三，他跟曾國藩是鄉試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濟；第四，也是最要緊的，鄭敦謹的刑部尚書，做得響噹噹名聲極好，此案由他手裡定讞，必能壓服人心。

上諭是十二月初下的，鄭敦謹在部裡秋審處挑了兩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馳驛南下，到江寧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時曾國藩已經接任，把老同年請到總督衙門度歲，開門見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認真。因為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倘或再激出變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孫衣言、袁保慶則力主嚴辦。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佑，則在年初二那天，帶著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毓楨，披麻戴孝，跪在欽差行轅大門前，放聲痛哭，求欽差伸冤。在這樣左右為難的情況下，鄭敦謹聽從司員的建議，札委孫衣言、袁保慶會審，用意當然是要他們分擔定讞以後的後果。

其時公堂上尚未開審，而舞臺上卻已作了判決。原來上海丹桂茶園，已排了一出新戲，即名“刺馬”，情節完全根據張汶祥初次所供，馬新貽如何貪色賣友，再加上許多渲染，繪聲繪影，大致後來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俠傳》中的描寫，即系根據此戲而來。

這就奇怪了！張汶祥的初供，江寧府及上、江兩縣竟不敢筆錄。即或錄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傳在外，資為戲劇材料？同時，兩江總督等於主宰東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勢赫赫，即或丹桂茶園主事者及演此新劇的伶人，能以租界暫作庇護，但豈能不顧慮到，一出租界，落入邏卒手中，兩江總督殺幾個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韙？

於此不難想像，丹桂園排演“刺馬”，必然有人在撐腰，大背景是湘軍，小背景是漕幫。漕幫即是所謂“清幫”，依照幫中“家法”，只有“掃清碼子”——理髮匠不能“進門檻”，即被摒於“山門”以外。因為在理論上說，漕幫以反清復明為宗旨，而理髮匠當清兵入關剃髮令下時，為虎作倀，不剃髮者，即時可以斬首示眾。舊時的剃頭挑子，一面是一張凳子形的小櫃，上面坐顧客，櫃中置放“吃飯家伙”；一頭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燒著熱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為當時斬首示眾的遺蹟。由於立場的敵對，所以漕幫不納理髮匠。

第一章“刺馬”一出（3　）

實際上這是門面話。漕幫當初訂立幫規、家法時，頗有高人參預。有許多“秘訣”隱藏不露，漕幫摒拒理髮匠的真正原因是，為了保持秘密。因為理髮匠執業時，必與顧主談論新聞，沒話找話，罔識忌諱，倘入“門檻”，則將無機密可言。所以找個很正大的理由，徹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創立漕幫者對此原則的運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幫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條運河賣藝，與漕幫有密切關係。太湖水師營與漕幫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師營官兵入幫者極多，這樣，間接策動“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馬”的新戲出來，是很容易辦到的事。

“刺馬”一出，轟動一時，張汶祥頓時變成俠義之士，而馬新貽則被描繪得形同禽獸，這是馬新貽的家屬及其故交舊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馬”這出戏歆動不明內幕的百姓，自無足奇，可怪的是曾經當過安徽巡撫、做過馬新貽頂頭上司的喬松年，亦竟賦詩，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實不可恕。

此外，以刺馬為題材的詩，還多得很。有一首“教場歌”，完全根據湘軍借漕幫往來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寫成。詩是不壞，但惟其詩不壞，對馬新貽的損害更甚。詩云：“鐘山七載無烽火，儀鳳城高宵不鎖，絲竹東山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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