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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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是有些知青成功地抵達上海，那一年的2月5日，他們與幾千名春節回滬探親的彙集在一起。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一共有大約2萬名上海知青回了城＇　Kyodo（共同通訊社），1981年9月28日，刊於FBIS，1981年9月29日。＇。大部分都想盡辦法留在上海，但市政府拒絕給他們上戶口，還責成公安局及派出所對他們施行監控，勸說他們離滬返疆。12月和1月都舉行過遊行請願，可是在1981年1月11日那一次之後，上海當局釋出了一個通告，禁止公眾集會以及公開講話＇　法新社北京訊，1981年1月15日及法新社香港訊，1981年2月2日，刊於FBIS，1981年2月2日。＇。其實，從12月起，中央就已經在考慮，想辦法把仍在新疆的大部分上海知青穩定在這個地區。3月份，根據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指示，新疆自治區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舉行會議研究這個問題。雙方經過協商，在1981年3月30日議定了《關於解決新疆墾區農場上海支邊知識青年問題的具體規定》。那些詳細的規定列出可以准許回上海的各種情況，比如說，回滬頂替退休的父親或母親，家庭需要特殊照顧的知青，喪失勞動能力或患精神病的青年，等（其實就是頂退，困退及病退）。為了避免城裡接收過多的知青，有的規定非常細緻：已婚夫婦，若只有一方符合規定，就不能兩人同時遷回上海市，但可以調到上海所屬的農場＇　由於各種差異，因此對不同的相關人士出現了不同的名詞：“單頂”和“雙頂”。與F。M。D。的訪談記錄，1985年7月21日。＇。所以，在1982年2月至1983年11月期間，位於江蘇北部直屬上海的海豐農場就接收了6100名知青和他們的孩子，還建造了新的居住區準備迎接其他陸續到來的＇　《解放日報》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另一個資料來源稱，有1萬4千名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在1986年底調去了這個農場（《明報》1986年12月26日第二版）。與整個回城的人數相比，這個數字顯得相當大。＇。總的來看，根據1984年4月的統計數字，1萬6千知青可以按新規定離開新疆，另外有3萬最後必須得接受留在新疆。這後一個數字包括1萬7千當時已經非法回了城的知青，上海當局藉助派出所的壓力、官方宣傳的疲勞轟炸，有時甚至是父母（他們不太願意因收留已為人父母的又沒有就業前途的子女而自找麻煩），最後得以將他們送回原地。1月14日起，報章，作為大事件那樣，報道一位回滬探親的女知青啟程回新疆＇　《解放日報》1981年1月14日，轉載於《人民日報》1981年1月18日第一版。＇。1月底宣佈有340名知青踏上回程之路，2月中又宣佈1000多名，3月底3000名＇　《人民日報》1981年1月29日第一版及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文匯報》1981年3月21日，刊於FBIS；1981年3月31日。＇，每一次都宣告還有其他的準備跟著走。其實，儘管各方各級負責人都盡了最大的力量，遣返工作還是進行得很慢，這說明已回上海的知青是鐵了心的了，加上他們認為事實上已經跟新疆一刀兩斷。後來，政府不得不同意負擔交通費以及買傢俱、生活用品的置家費，因為那些知青在離開新疆前把東西都賣了，現在回去就得自己重新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1968-1980》 第29部分（第1/4頁），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