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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的是“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1973年10月開始運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佈成立。辦公地點回到了農林部。該部部長沙風本來是軍代表，現亦兼管知青辦公室，而主要負責人則是於馳前、張亞群和顧洪章。奇怪的是這個領導小組辦公室像一個虛無機構的辦公室那樣，運作了兩年半＇　這種狀態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該題材的專家都迷惑不清了。即使劉小萌也被各種互相矛盾的資料弄糊塗了，以為“小組”從1973年10月起就存在了；見劉小萌，前引，頁382。我們認為似乎應該相信顧洪章所說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辦，官方對下鄉運動態度的微妙變化，他比較捉摸得清。有關運動的領導及辦事機構的歷史演變，見顧洪章等，《始末》，頁244…250。＇。1973年會議期間周恩來指示要成立這個領導小組。1975年8月至9月國務院知青辦在長春召開座談會，會上再三提到儘快成立中央知青領導小組。後來，到了1976年4月沙風遞交的一份報告中又再一次談到成立小組的問題。我們下面就會談到，這最後一次終於收到成效。

從浪漫到現實：株州模式的推廣及生活條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覆多變，多半是跟實幹大管家與空想理論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有關，儘管如此，從1973年起，下鄉運動的組織工作有了明顯的進展。各級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相繼成立，各省市訂立出1974…1980年的規劃。在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鑑的當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樹立為全國模範。這個城市創立出一個協調機關，專門在城市的工廠與農村的組織之間建立一種永久性的聯絡。這樣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幹部更多地關心下鄉運動。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開的工作會議期間，全國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經驗”＇　關於這個典型，見劉小萌，前引，頁423…434，及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225…126。＇。一再強調這個“經驗”其實就是意圖將1968年的“運動”固定下來，成為有組織有計劃的“綱要”＇　有關1973…1974年間所採取的所有措施，見T。　Bernstein，前引，頁143…171。＇。

大力強調組織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雙鵰：改善知青的生活條件，同時能更有效地管治他們，這樣就可以弱化他們對下鄉的抵制、控制他們的異端行為以及減少農村不利團結的現象發生＇　關於社會控制及離經叛道的問題，見本書第10及11章。＇。從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幹部抓緊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變安置下鄉知識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於加強控制。根據株洲模式，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處。他們集中在“知青農場”或者是與林、茶、果木有關的“知青林場”。相對於鄰近的生產大隊及公社，他們的獨立程度不一，但無論如何是不相關聯的單位。即使在那些沒有條件建立“知青農場”（起碼需要有地和錢）的地方，也極力提倡把知識青年集中在大“集體戶”（由幾個已存在的幾個小集體戶組成）和“青年點”，又稱“知青點”＇　在四川省的一個生產隊，索性使用了一個相當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點”；《人民日報》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這樣集中起來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還包括下放幹部，幹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與地方幹部合作給他們組織活動。從1974年起，下去了幾十萬名帶隊幹部，一兩年輪換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個下鄉知青配備至少一名幹部＇　顧洪章等，《始末》，頁307。＇。有的地方雖然沒有實行這種制度，仍然鼓勵集中知青，這就可以指派一個農民或者一個地方小幹部作他們的輔導員。總的來說，是要求生產小隊、生產大隊以及公社的所有幹部定期過問關心知青問題，並任命相關的負責幹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對付不願下鄉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實上，動員工作一直都是學校的事，偶爾街道組織從旁協助，只有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施以壓力之時，才會求助於父母的單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變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壓力，因為是家長的單位負責動員以及遣送學校挑選出來的下鄉知青。單位的控制得到極度加強，那是因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託在這同一個企業單位會不會招聘他。其實，從那個時期起，已經開始發展世襲性的招工制度，我們下面會談到的＇　見本書，頁144及161。＇。把知青集中起來另立各別單位的做法，當然是與當初和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原則相悖的。但是，面對知青要繼續在農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epub》 第16部分（第1/4頁），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