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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任正非的“直接溝通”和火爆脾氣也帶來了一些“溝通不充分”的問題。比如他安排任務的方式往往是採取命令式的語氣，下屬很少有表述自己對意圖理解的機會，也基本上不敢多問幾句來明確領導意圖，於是很多下屬都被迫學會了“猜”的藝術。當然，對華為文化理解深刻的人，“猜中”的機會就大，而一些新進公司的幹部，往往會經過幾次“猜錯”後被任正非“怒吼”的經歷之後，才能練就這種與任正非溝通的本領。

否定之否定

1949年全國解放的時候，任正非才剛剛5歲。如果說他的童年是伴隨著共和國一起成長的話，那麼他的青年時代則是在“文革”的風雨中度過的。任正非後來回憶道：“‘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除了文化知識的學習之外，任正非也非常注重政治學習，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他都熟讀多遍，而研讀最深的還是那四本《毛澤東選集》。

看看任正非早年所寫的一些文章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影響。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在市場部整訓大會上發表的那篇《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題目與毛澤東在1947年12月25日的文章不僅題目完全相同，就連月、日也相差無幾。而最重要的是文章意義竟如此的神似，1947年底，正是解放戰爭從戰略防禦走向戰略反攻的轉折點；而1995年底，華為也是剛剛完成“農村包圍城市”，開始了“最後奪取城市”的攻堅階段。

第二章　任正非（8）

1998年，任正非又以對《華為基本法》的闡述為核心內容，寫下了著名的《華為的紅旗究竟能打多久》，讓人們又與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時期的那篇著名的文章聯絡到一起。同一年裡，在公司舉行的“產品研發反幼稚大會”上，任正非以《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為題發表講話，用毛澤東50年代訪問前蘇聯時對中國留學生所講的這句名言，以長輩的身份來鼓勵華為年輕的研發人員既要認識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幼稚的毛病，又要對未來充滿信心，要相信華為經過10年的努力一定能夠成為世界級的強大的公司。

任正非曾經是軍隊中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任正非也曾經在華為表現出很多模仿毛澤東的思想、言論甚至是表現方式，但是，這種情形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任正非對毛澤東的理解和傳承並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模仿。客觀地看，從毛澤東身上，任正非更多吸收到的是哲學思想方面的傳承，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辯證思維。

甚至，從其父親為任正非和他大妹妹任正離所起的名字裡也可以明顯地找到辯證的色彩，“非”和“離”都是人們通常認為不好的東西，而“正”則是對二者的否定。

死去活來

《華為基本法》定稿之後，任正非在“要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中，就以毛澤東的話作為開篇：“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華為基本法》的誕生，本身就體現了任正非希望透過對企業發展客觀規律的理解和認識，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駕馭規律的追求，而這也正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闡述的道理。

類似的辯證思想在任正非的言論上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對於華為的發展與風險的問題上，任正非一直強調“創業難、守業難，知難不難。”他甚至在內部多次說：“比爾·蓋茨講微軟離死亡只有120天，而我考慮的是華為明天就可能死亡，但正是因為我們建立起了這種危機意識，也許華為才不會死亡。”

華為1998年後那麼激進地推行一系列傷筋動骨的變革、任正非一直宣稱的“唯有惶者才能生存”的原因就在這裡—任正非相信不先“死去”，就不可能“活來”。

華為的幹部隊伍培養是任正非“死去活來”辯證思維的集中體現。任正非在與員工對話時曾說：“人的一生太順利也許是災難，如果注意看，就會發現你受的挫折是福不是禍。所以我和人力資源部不斷地講，錄用一個幹部最主要是考慮這個人是不是曾經受過重大挫折，並且已經改進了，這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華為有一句名言，叫做“燒不死的鳥是鳳凰”。在1995年市場部集體辭職的時候，任正非就是用“鳳凰涅”來揭示年輕人必須經過磨難和洗禮，才能走向“更生”的道理。

這些年來，華為將一批又一批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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