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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歌俗曲中有不少是寫女子思嫁的，反映了舊時女性對美好的婚姻生活的盼望，收入《時尚南北雅調萬花小曲》（刊於乾隆九年，為現知最早的清代俗曲集）中一組《兩頭忙·閨女思嫁》寫得最為活潑細緻。它共用二十五支小曲組成，從思嫁、提親到成婚，以大膽顯豁的語言刻畫了女子的心理。第一支曲（引曲除外）傳唱甚廣：

豔陽天，又（表示前句重複），桃花似錦柳如煙。見畫梁雙雙燕，女孩兒淚漣，又。奴家十八正青年，恨爹孃不與奴成姻眷。

男女相思是民歌永遠唱不完的題目，而人們也永遠有新鮮的語言和新鮮的想象來歌唱它。《霓裳續譜》的《寄生草》曲子中，就有很多佳作，如下一首：

人兒人兒今何在？花兒花兒為誰開？雁兒雁兒因何不把書來帶？心兒心兒從今又把相思害，淚兒淚兒滾將下來。天嚇天嚇，無限的淒涼，教奴怎麼耐？

這是很淺近的歌曲，但情調卻很動人。

民歌的抒情表現通常是大膽而直露的，但有時也寫得蘊藉而微妙。下面是《白雪遺音》的《剪靛花》曲子中的一首：

姐兒房中自徘徊，一對蝴蝶兒，過粉牆飛將過來。哎喲！姐兒一見，心中歡喜，用手拿著絝扇將他撲。繞花階，穿花徑，撲下去，飛起來。眼望著蝴蝶兒飛去了，只是個發呆——我可是為甚麼發呆？

這首歌描摹了一個很簡單的生活小景，語言也很拙樸，但寫到最後一句，才隱約點出詩歌的真意。詩中撲蝶女孩忽然呆立、某種情思無意間襲上心頭的場面，給人以深長的回味。

清代有些文人也曾做過類似於馮夢龍輯錄《掛枝兒》、《山歌》的工作，如李調元輯有《粵風》，招子庸輯有《粵謳》，黃遵憲輯有《山歌》，都是廣東一帶的民謠，但數量比《掛枝兒》、《山歌》少得多。這些民歌經過文人之手，難免會有所潤飾，所以有些歌謠看似樸素，卻又顯得清新簡練，以《山歌》一首為例：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著中心只說郎。

和明代的情況一樣，清代民歌俗曲也主要是酒樓妓院中所唱，難免有些不太健康的成分。

在與整個時代的文學的關係上，清代民歌所起的作用不像明代民歌那麼重要。清代文學總體上偏於雅化，文人雖然偶爾寫些小曲，但只是遊戲之筆，並不看得很認真。直到清末的黃遵憲才對此真正有些重視，但那已經是很遲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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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代後期的詩詞文

自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間，中國社會處於劇烈動盪、迅疾變化的過程中。以詩文為主的傳統文學形式，由於自身歷史的束縛，已難以應付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對一部分詩人來說，它也難以充分表現激烈的情感活動。所以到了清末，與“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一起，出現了“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號。但這種“革命”仍是不成熟的探索。在新文學形式出現以前，作者們仍然只能在舊的形式中朝不同方向尋求變化，以順應現實的需要。所以，作為古代文學最後一個階段的詩文創作，面貌顯得紛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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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清代後期的詩

一、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夕

鴉片戰爭作為中國第一次反抗西方侵略失敗的恥辱紀錄，既暴露了清政權的腐敗無能，也宣告了中國所面臨的深重危機，它在人們心中引起了極大震動。這一時期留下了眾多揭露時弊和抒發憂國之情的詩篇，作為時代的紀錄，有其特殊意義。

以虎門禁菸而名垂史冊的林則徐（1785—1850），並不以詩著稱，但由於地位與經歷的關係，他的詩作對了解鴉片戰爭前後的形勢有重要的價值。他謫戍伊犁時所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出嘉峪關感賦》等，表達了憂念時事、以身許國的熱情。前一首中“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他常吟誦的句子，從中可以感受到一個正直的政治家的心跡。

反映鴉片戰爭史實的詩篇，著名的有貝青喬的《咄咄吟》，由一百二十首絕句組成。作為作者投效揚威將軍奕經軍中所見所聞的紀錄，這些詩在揭露清朝軍隊的腐敗與落後、反映士兵的生活與心理方面，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另外，張維屏的《三元里》紀述了廣州三元里鄉民圍困英國侵略軍的經過；朱琦的《關將軍輓歌》歌頌愛國將領關天培，都廣為人知。同類詩歌還有很多，不一一提及。這一類詩作往往有思路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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