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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說，“隨著性慾轉化為愛慾，生命本能將發展其感性秩序，同時，理性變成感性，致使其為了保護和豐富生命本能而容納和組織必然性。……壓抑性理性讓位於一種新的滿足的合理性，在這種合理性中，理性與幸福融為一體。”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179～180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

性激進主義的各種可能性

對於像賴希和馬爾庫塞一樣認為現代文明固有壓抑性的任何人，一個主要的難點源自福柯所注意到的公眾的性迷戀。現代制度的成熟與越來越多的限制無關，而與其幾乎無處不有的越來越高的聲望相關。馬爾庫塞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提供了一種解答。性放縱與解放根本不是一回事。性的商品化是普遍的，但澀情卻多多少少被從視野中徹底清除了。馬爾庫塞認為，西方最初發展階段對性慾所持的抵抗態度已經成為人們積極的選擇，而以快樂的外表掩蓋其壓迫性的“性自由”則不然。以前為法律所不容的一種意識被儲存了下來；我們現在看起來似乎更自由了，但事實上卻生活在臣屬之中。

今天誰來為賴希和馬爾庫塞的思想辯護呢？幾乎沒有人。而問一問為什麼則是有所教益的。福柯會說，賴希和馬爾庫塞與他們的宗師弗洛伊德一樣，也為壓抑假說所騙。他們每個人都相信，現代社會依賴於高層次的性壓抑，這首先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中顯示出來。他們的這種假說是錯誤的，因此，他們提出的其他觀點也就值得懷疑了。然而，撇開壓抑假說不談，賴希與馬爾庫塞以及福柯之間觀點的差別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迥然。壓抑性的昇華機能喪失並不是福柯所要用的術語，而且與他的思想是相異的，但對他來說，如對其他人一樣，當代的性放縱是一種權力現象，並不是通往解放的道路。福柯沉思說，“也許有一天會有一種不同的身體和快感經濟”。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59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馬爾庫塞和賴希會同意這種觀點，儘管他們兩人對其最終結果的看法都比福柯刻意闡述的還要全面。

要理解這些“性激進派”觀點的侷限性（以及在我看來是這些觀點的持續重要性），我們必須撇開福柯而訴諸於其他人。賴希和馬爾庫塞在著述中幾乎沒有談及性別或現代社會秩序中影響愛情關係發展的那些變化。賴希大量論述愛和父系家庭。在這方面，他至少步弗洛伊德的後塵，認為美好生活是基於愛情、工作和知識“三大支柱”建立起來的。然而，在他的著作以及馬爾庫塞的著作中，我們都沒有看到關於性別和愛情本身作為革命影響的系統理論。性通常被描寫為彷彿是兩性共棲的，這是認為裡比多無性別特徵造成的直接後果。馬爾庫塞似乎偏偏忽視了弗洛伊德對性心理發展的不同途徑的分析。雖然賴希和馬爾庫塞都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熱情支持者，但在著作中並未闡釋婦女鬥爭在家庭環境和其他地方的影響。缺乏對愛情的關注是馬爾庫塞著作的一個難解的特徵——儘管瞬間的反思將提醒讀者這樣一種缺乏是大多數社會理論的特點。馬爾庫塞強調的現代性的困境大多是男性主導領域裡的困境。我們只能假定，愛又一次被置於幕後的某處，被當作實際已經成為的婦女的專業。在前臺，只有工薪勞動的世界，這自然被當作男性的事業。那麼，馬爾庫塞描寫的現代性的負擔與戈德伯格等人闡釋的“被毀壞了的男性”就形成了強烈的共鳴，這還有什麼令人吃驚的嗎？

馬爾庫塞沒有解釋他所痛斥的性放縱源於何處。在我看來，賴希以及以弗洛伊德關於文明和壓抑理論為起點的任何人，實際上都沒有對此作出解釋，不管這種放縱得到多麼激進的處理。激進地處理弗洛伊德的理論旨在表明，他視之為一般文明之特點的東西實際上是現代秩序所特有的。那個秩序被表現得比其實際要牢固得多，可以抵制任何變化。事實上，如果現代制度依賴於性壓抑，這將增進而非減緩其進一步發展。說“性放縱”是一種扭曲的性形式就為增進自由化的過程提供了一個標籤，但並未說明這個過程何以發生。此外，這些思想家們並未在這種自由化中看到進步的跡象；性放縱的增長並未威脅到把我們埋葬在包容一切的規訓制度之中的無形大廈。

福柯把西方對性的先入之見作為研究的起點，並對壓抑觀念提出質疑。對性的關注，包括“性”本身的發明，是把監督作為生成權力的手段而加以普及的結果。這樣的權力起初集中在作為機器的身體上——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斯·韋伯、甚至馬爾庫塞的影子——後來又集中在影響繁殖、健康和長壽的生理過程上。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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