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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連鳥兒也不敢下來

他們要把你變成空白，變成大荒

……你全身是傷，到處流血

剛剛掙脫了不平等鏈子

他們又把你的喉嚨撕開，請洋人挖你五臟

我的祖國，呵，我的祖國

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號地的控訴，是楊剛那顆拳拳愛國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懷著擁抱母親的心情，橫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她激動地呼喚著神州速來的晨曦，引導著《大公報》走向新生。當時正在《大公報》工作的蕭乾，也是在她的啟發下，參與策劃《大公報》起義的一個功臣。至今，蕭乾還記得，在他處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時，是楊剛為他排除疑雲，指點迷津的。是年底，楊剛飛抵上海，躲過特務的糾纏，進入華北解放區。她一到平山縣西柏坡，周恩來就把她介紹給了毛澤東。翌年初，她女兒從哈爾濱叔叔鄭佩家裡來看她。那時她正在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整天忙著開會、談話，女兒總是隻有在吃飯的時候才能見到她，而且總有一大桌子人。鄭光迪回憶說：“儘管這樣，由於意識到自己是在媽媽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實，並盡情地去享受一個孩子渴望母親而得到滿足時的幸福。這樣，沒有過多久，當我剛覺得口中叫出'媽媽'的聲音不似開始時那樣生疏的時候，她告訴我，說她要到天津《進步日報》（原天津《大公報》）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戰役勝利之後，楊剛擔任了《進步日報》副總編輯；不久南下，隨軍進入上海，擔任接管上海《大公報》的軍代表。10月1日，她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開國大典。

從青年時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終於走到了中年；楊剛為中國革命咀嚼苦難，在烽火裡動盪了二十餘年。共和國的誕生給她帶來無限的喜悅，但遍體鱗傷的祖國需要治療——一絲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勞動；她不是一個平庸的女人，——不僅是一位詩人、作家、新聞家，也是一個政治家。她沒有在歌聲中陶醉。她的眼裡和心裡，是國家和事業。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實意地傾注了她全部的熱情”，忘我地貢獻著自己。如果說，年輕的共和國是一片荒蕪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頭只知努力向前開墾的牛。如果說共和國是一艘逆風船，她便是一個捨命拚搏的水手和縴夫……

新中國成立時，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員會擔任主任秘書。1950年，美國帝國主義在朝鮮燒起戰火，嚴重威脅著新生的中國。10月底，她轉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整個抗美援朝期間，都在中南海的辦公室裡，夜以繼日協助處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電報，審不完的報紙大樣，寫不完的文章——報紙社論、評論，也寫一些工作範圍之外的文學評論。每天下午四五點鐘，她才吃午飯（兼早飯），之後開始工作，直到凌晨。當女兒準備上學的時候，她才上床。

中國，一個偉大民族的歷史、一個革命政黨的性格、一個苦難時代的使命，教育、培養、造就了楊剛。

以後，她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先後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這是生命最後幾年的“頭銜”。這些，她沒有想到就是榮譽，或革命給她的代價；在她的思想裡，這不過是各業的信任，工作的崗位。無論在哪裡，對她來說都是一樣：工作！這是天職！她沒有自己，沒有得失。或功或過，都將屬於歷史，但她盡了責任。

1955年，她作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負責國際宣傳。在去北京機場的一次外事活動中，因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盪。此後，她仍頑強地工作，撰寫國際社評。雖然她曾在廣東從化及杭州療養，但療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復正常。這，在這位性情剛烈的女強人的感情深處，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惱。人活著就要工作，而她擔心自己會變成一個“廢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氣炎熱而緊張。10月初，她偶然遺失了一個重要筆記本，八方尋找而不得。無疑，她一直為身體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離開了人間。當時，她只有五十一歲，唯一的親人——女兒鄭光迪在蘇聯留學。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強的時候。這是令人悲痛的殘酷事實。熟悉她的戰友和同志，為之惋惜，為之慟哭。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認為她是我們國家少有的女幹部，她的不幸逝世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損失，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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