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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慕名利，與世無爭，能吃苦，如果問我有什麼特點，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窮，不論做什麼事，但顧耕耘，不問收穫；不肯向現實低頭，有跌倒了爬起來，失敗了再幹的勇氣。我想這是先父母給我的好遺傳，也是軍校受訓給我的影響，假如不是參加北伐，找不會了解社會如此複雜，民間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忠實的民眾和熱情的男女青年是這麼可愛的。……這真是一個漫長的夢，從發表《從軍日記》到現在……，我還在寫作的夢裡沒有醒來，我很想丟下筆，再也不幹填方格子的工作，但是朋友們不饒我，他們要逼著我寫，讀者也不讓我休息，那麼，我只好繼續地寫吧。”

謝冰瑩與故鄉的讀者斷了五十多年的音訊，但海峽的波濤知道，太平洋的風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讀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國，她寫過不少感人的懷念家鄉的散文。她在《還鄉夢》的結尾時寫道：

這究竟是夢還是現實呢？也許是一個真實的夢，不管它是夢還是現實，我都願意回去，永遠投在故鄉的懷抱，嗅著泥土的芬芳。

可愛的故鄉呀，我永遠記著你四季如畫的風光！

1995年1月10日修訂

葛琴

孫瑞珍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達、爽朗，待人和藹、可親，樸實、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戰爭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環境中無私奉獻的堅強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歷程，於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誼醫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後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過的，她以頑強的毅力和高度的樂觀主義精神進行著反迫害、反病魔的鬥爭。

一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內陳設的簡陋，固然可以說明主人的儉樸；但它的雜亂，卻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跡。

葛琴向我微笑著，一個勁兒地點頭，她張著嘴，卻說不出一句話來。我仔細地端詳著，苦苦地搜尋著留在記憶中的影子。一對明亮的眼睛，顯示出老戰士的深沉和堅定，一雙溫暖的手和那用盡全力發出的“呵，呵”的笑聲，仍然使人感到當年樂觀、開朗的性格猶在，對人關懷、體貼的的美德尚存；滿頭白髮、偏癱失語，記錄了她十多年來所經受的磨難和摧殘。

小琴告訴我：“媽媽的問題快有結論了，爸爸的問題也正在著手解決。胡耀邦對爸爸、媽媽的問題很關心。”她長吁了一口氣，停了一下，接著說：“媽媽終於熬出來了！”說到這裡，只見葛琴張著嘴笑了。我為這位老革命的倖存感到欣慰；也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這樣想了，也就這樣說了。“荃麟要是也能熬過來，該多好啊！”話未說完，只見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說下去了。我感到後悔，但話已出口，又怎麼能收回來呢？我的這句話觸動了葛琴那斑斑傷痕的心靈，也捅破了她們母女之間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層薄紗。只見葛琴收斂了笑容，嚴肅起來，嘴角也抽搐起來了，眼睛裡充滿淚水，接著，就是一陣頻頻點頭。小琴只好順著我的話問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嗎？”她異常鎮靜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訊，孩子們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訴她。這個不幸的訊息，竟在她的心裡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著失去親人的悲痛，堅定地等待著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災難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間人物論”而遭到批判的荃麟頭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著豐富革命經驗的葛琴，預感到荃麟的問題一定要株連到她，她做好了一切準備。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從北京大學回到自己的家，當夜深人靜的時候，葛琴對女兒說：“情況可能還要惡化。如果下個星期你回來看不見我了，就一定要照顧好弟弟，把家維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對得起黨的。'噶琴的話不幸而言中，當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時，院子裡死一般的靜，連喊了幾聲媽媽，卻沒有迴音。

從此，葛琴就在幹校的“牛棚”裡，過著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們則飄散四方，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荃麟關在什麼地方，一家人誰都不知道，也無從問個明白。一個戰爭年代幾經分聚離合的家，就這樣又被拆散了。孩子們到處尋找父親、母親；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默默地祈禱和祝願“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個青山，好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們的分離，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離，並不是罕事。在過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兒。那時，他們隨時都有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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