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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8年回香港，繼續主編《新兒童》。第二年，應廣東文理學院的同學邀請，回到廣州，在那裡教授兒童文學。1950年同作家周鋼鳴結婚，並調廣西，任國立廣西大學副教授，講授寫作方法和兒童文學。那時正值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之時，她委託別人編輯雜誌，自己參加了上地改革運動。黃慶雲回憶說：“過去，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至此，我才真的到了親愛的祖國、大地媽媽的懷抱，認識了可愛的農民兄弟姐妹。我從思想感情深處覺得祖國的泥土有其特殊的香味，農村的兄弟姐妹有著和自己血肉相連的關係，這個轉變，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種感情的獲取十分重要。古今中外，哪一位偉大作家的作品不浸透人民大眾的心聲？！一切文學作品，都將在歷史面前受到嚴厲的檢查。而對人民大眾的感情，永遠是一切文學藝術作品最主要的內容。

黃慶雲的文學活動，從開始就同民眾密切聯絡著；當然，那是一種“本能”的自覺，從人道主義，繼而愛國主義，去從事兒童文學，“救救孩子”。但到了1949年後，她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看到的是一個完整的中國（還因她認識了香港和美國）。於是，理性的自覺，把她引到對兒童文學新的探索之路。那時她讀了許多蘇聯兒童文學，認為蓋達爾的作品具有典範性，但在技巧上，她最喜歡尼·諾索夫。以前，她只是以童話影射和諷刺現實的黑暗，這時卻要以童話歌頌光明，反映偉大的現實。《奇異的紅星》和《老卒和小帥》就屬於這樣的作品。前者以象徵的手法，富有詩意的筆觸，淳樸的語言，歌頌奇異的“紅星”給人民帶來的幸福。阿力、啞巴、小姑娘及惡魔的形象都令人難忘。阿力雖然自信、頑強，力大無比，但那惡魔卻能取走他十分之九的力量；雖然他向惡魔應戰，卻無法實現惡魔提出的三個條件——推開生根的巨石，讓種子發芽、開花，讓茫茫黃沙上長出麥於，使啞巴開口說話。阿力聽了善良的小姑娘的勸告，從她屋後的那條小路，終於找到了那個“能力很強的人”。那人，走了二萬五千裡的路。那人送他一件奇異的寶貝。它使他得到了一切，使人民得了一切……寓意深刻，結構完美，使它成為又一篇代表作。這篇童話，獲得1980年全國第二次兒童文學評獎一等獎。五六十年代，黃慶雲還寫了些描寫新人新書的作品如《不朽的向秀麗》，曾經轟動一時，教育、影響過千百萬讀者。

對一個作家來說，探索精神是寶貴的。沒有探索，就沒有創作上的進步。1958年，她在兒童詩歌方面做了一些嘗試：把詩寫到街上。當初，許地山先生告訴她：“要創作我們自己的童話。”這不僅是童話，任何體裁的作品，都要具有自己民族的風格。她一直不忘這句話，並把它作為探索的力量。黃慶雲與女畫家林琬崔合作，以詩配畫的形式，在街頭展出，影響甚好。

1959年，黃慶雲主編的《少先隊員》受到批評，說它太注重文藝性、知識性、趣味性。她是一位謙和的作家，對人家善意的批評，既不計較，更不憎恨。她離開雜誌，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從事專業創作。她深入農村，認為那裡是她最不熟悉，也是最應該瞭解、認識的一個王國。作家總要不斷縮短與人民大眾的距離，黃慶雲這樣做著，在這條路上，從沒有過猶豫。

在廣東番禹縣南村人民公社她整整生活了三年。那是中國的非常時期。在共同的患難中，她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心裡燃起表現他們的強烈願望。但創作總要創造，不斷突破自己，超越自我。她這種精神首先從兒歌的創作開始。既要繼承傳統，又要突破傳統，既要是現實主義的，又要是浪漫主義的，要形象、具體，即使不是敘事詩也該有故事和情節，不要抽象的說理和乾澀的描寫。這是她對兒童詩的理解和追求。

那幾年，她接連寫出《快樂的童年》、《花幾朵朵開》及《和爸爸比童年》幾本兒童詩集。那些小詩琅琅上口，既能用普通話念，又能用廣東話念，試舉兩首，那種明朗、清新、細膩、情景交融的藝術風格，便可足見一斑。第一首——《織竹籮》：

折手掌，

唱山歌，

爸爸種瓜我織籮。

我織竹籮個個好，

我織竹籮心事多：

籮大又怕爸爸挑得累，

籮小又怕西瓜大過籮。

後兩句多細、多巧、多神！把“織竹籮”的孩子的矛盾心理，活脫脫形象地表現出來，天真和童趣，俱在其中。第二首——《繡秧秧》：

枕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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