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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諸葛亮發現是人才。結果，李嚴還在犍為，楊洪就當了蜀郡太守（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楊洪提拔的門下書佐（抄寫文書的辦事員）何祗，幾年後也當了廣漢太守，而這時楊洪也還仍然是蜀郡太守（時洪亦在蜀郡）。所以，當時益州人士都佩服諸葛亮能人盡其才（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諸葛亮信任重用，同時也敬重佩服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還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張裔等等。�

不過，這些努力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既不能改變劉備既定的組織路線（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又無法消除益州集團的顧慮。他們的賬算得很清楚：蛋糕就這麼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況“分利不均”？劉璋的時代，他們是“二等臣民”。劉備一來，他們變成“三等”了，怎麼會願意？還不如讓曹魏來統治。�

那麼，曹魏來了，益州集團就不會變成“四等臣民”嗎？不會。因為曹魏要奪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佔山為王。何況曹丕接班以後，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擔任本郡“中正官”，負責推薦本籍士人。這對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馬昭滅蜀後，就將原屬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官員都調回中原，實施“蜀人治蜀”。這就更讓益州集團覺得，他們反蜀漢是反對了。�

第二是“治蜀過嚴”。眾所周知，諸葛亮執政，實行的是依法治國，而且令行禁止執法如山。這原本是對的，但也難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蜀記》中甚至有這樣的話：“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這個說法很多人不贊成，因為第一，這條史料被裴松之認為不實，裴松之的說法是“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第二，陳壽對此另有說法，他在《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評語中說的是“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一個是“鹹懷怨嘆”，一個是“而無怨者”，這就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寧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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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迴天（6）

我的看法，是兩說並不矛盾。因為諸葛亮治蜀雖然偏“嚴”，但基本上“嚴”得公平（當然也有不夠公平的時候，比如冤殺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認為是“妄殺不辜”）。公平，是諸葛亮大得人心之處。實際上，陳壽對此是有解釋的。陳壽說，為什麼諸葛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呢？就因為他“用心平而勸戒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開。既公正又公開，也就公平。不過，公平不等於不嚴峻（事實上陳壽也承認“峻”）。所以，民眾雖然不會抱怨不公平（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卻仍然會抱怨太嚴峻（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也所以，《三國志》的說法和《蜀記》的說法都對。�

第三是“戰事太多”。諸葛亮“數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這些都是益州集團反對的事，譙周還專門發表了他的《仇國論》。在這篇文章中，譙周明確指出，現在並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倒像是戰國初期（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所以，咱們當不了漢高祖，頂多能爭取當個周文王（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如果不審時度勢，一味窮兵黷武（如遂極武黷徵），勢必土崩瓦解（土崩勢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譙周此論，無疑是一篇“反戰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團對諸葛亮、姜維等人不自量力連年發動戰爭的強烈不滿，也是益州集團對蜀漢當局的一次公開叫板。奇怪的是，譙周並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後來還官升一級，成為光祿大夫，地位僅次於九卿。這至少說明，譙周的論調很有一些市場。甚至就連朝廷當中許多人，也私下裡以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國志·譙周傳》所言，“軍旅數出”的結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錢的事。這些錢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蜀記》，劉禪投降時，蜀國人民有二十八萬戶，人口有九十四萬人，軍隊有十萬二千，官吏有四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每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是負擔不起了！�

當然，由於諸葛亮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比較廉潔。要不然，這個政權早就垮臺了。但我們要記住，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自己能夠吃飽肚子。看來，蜀漢當局並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據《三國志·薛綜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當時出使蜀國的薛珝（音許）回國以後就對孫權說，我看蜀國是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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