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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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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給袁世凱算了八字,“長著反骨的袁大頭,遲早會背叛民國”。

然而,梁啟超有他的一以貫之的態度。

梁啟超曾把歷史分為停頓時代與過渡時代。他說:“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其過渡時代也。”梁啟超所說的停頓時代,是量變的積累時期,而過渡時代則是質變時期,即革命時期,他滿懷激情地謳歌過渡時代,稱之為“希望之湧泉”。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是近世歐洲第一大事。豈惟近世,蓋古往今來,未嘗有焉矣。”是“新舊兩世界之關鍵”,“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熊希齡:從統一黨理事到平民教育家(3)

梁啟超十分重視法國大革命對歐洲及世界的深遠和廣泛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是對內保障公民個人的自由和獨立,對外維護國家自由和獨立的“民族主義”的代表,此後“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焰,磅礴激衝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

梁啟超認為,“法國大革命,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路易十四推行“朕即國家”的專制統治,人民毫無自由和權力可言,直到路易十六登基時,想調和矛盾,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他優柔寡斷,改革徒有其名,反使矛盾激化,終於導致攻佔巴士底獄的壯烈一幕。

梁啟超還高度評價了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大革命所起的喚醒民眾的重要作用。盧梭闡明國家不是貴族帝王所專有,開啟了民智;孟德斯鳩則指出了君主專制的暴戾。

法國大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於揭示了變法乃歷史潮流,為國家圖強之良策。歷史發展到這一步,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與其被迫變,不如主動變,與其流血變,不如和平變。梁啟超以法國大革命為鑑,規勸清帝早日變法,而竭力奉勸革命派勿走法國革命之路,期待變革而反對暴力,這是梁啟超的基本立場。

梁啟超這一態度,深為熊希齡所理解,也為袁世凱所賞識。

1913年11月初的一天,熊希齡應邀準時到總統府議事。熊希齡進門剛坐下,袁世凱便藉口接見外賓,請熊希齡退到內室稍候。當熊希齡來到內室時,舉目一瞧,只見書案上放著一件《熱河行宮盜寶案》卷宗,就順手翻開細看,裡邊含沙射影將國寶失竊之事與熊希齡聯絡在一起。熊希齡不由得大吃一驚,倒抽一口冷氣。他對這一飛來之禍感到不安,心劇烈地跳動起來,不由得一陣頭昏目眩。正在這時,袁世凱進來,拿出解散國民黨和取消議員的總統令讓他發表看法。這一突然襲擊,使熊希齡防不勝防。但熊希齡很快清醒過來,明白了這是袁世凱蓄謀多日、排除異己的一大陰謀。然而,“盜寶案”經不起熊希齡的反駁就真相大白了。袁世凱又一次失敗,盜案草草收場。熊希齡成了袁世凱的心腹大患,熊希齡也看穿了袁世凱的險惡用心。1914年2月,熊希齡辭去了歷時5個月的總理職務。袁世凱見目的達到,假惺惺地以人才難得為由,委任熊希齡為煤油督辦。

熊希齡見野心勃勃的袁世凱正在做皇帝美夢,為了不捲入這個國人皆罵的逆流之中,是年8月,熊希齡以母親病危,回湖南探親盡孝為由,要求請假3個月。袁世凱不知是計,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熊希齡的假期未滿,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又迫不及待地發電報催他回京。熊希齡見了電報,更感到不安,回電要求續假,袁世凱見一計未成,又生另一毒計:決定將在京城的熊希齡妻子朱其慧騙進宮中,一可為己服務,二可控制熊希齡反抗。

熊希齡和梁啟超都是個書呆子,他們搞不懂袁世凱。袁世凱是什麼人呢?他是位“拿起槍桿子的釣魚翁”。

袁世凱抓緊籌劃,將總統府改為新華宮,並申令“永禁太監”改由12名女官管理內廷,設女長官1人,對女長官要求甚嚴,必須具備名門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個婦容、婦德、婦言、婦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選。當詔書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齡手中時,熊希齡驚恐萬狀,差點昏倒,輕聲叨唸:“愛妻淪為人質,我豈能坐視不管?”他於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凱見目的達到,馬上對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職,並加上卿銜。熊希齡曾寫道:“今作籠中熊,忍痛讓‘猿’戲。”

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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