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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式管理的目標看，“和”為管理的終極目標，所謂組織效益目標的實現只是實現“和”這一終極目標的必經過程。孔子把“和”引入倫理學領域，作為識人的重要標準，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論斷，提出了“和為貴”的社會生態平衡的指導原則。上下和諧，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和諧。集大成者的說法，就是修己安人。

雖然其實這種理念的基礎源於孔子的“上下和諧與修己安人”，但是其實從企業管理實踐出發，這個理念得以確切實施且真正發揮管理作用的保證，其實還是韓非子法家所講的“使法用人”與“使法量功”。否則，一切“上下和諧與修己安人”，都只不過是理論家的一種理想而已。因為企業的生存根本就是具有競爭力，而一個企業的競爭力的根本，則又來源於企業的生產力。當然一個企業的生產力，必須由企業的員工及管理者，共同來實現。與此同時，管理者在實現企業終極管理目標“生產力”的同時，必須要有企業本身的一系列獎罰及競爭機制作保證。而管理者要想真正達到企業員工“上下同心，全心向企”的氛圍，就必須要有與此管理目標（當然主要是任務目標）相適應的獎懲與激勵機制。也就是說，不可能像當時歐文與傅利葉他們那樣，用空想的理論及十分理想的實踐，來維持他們的“所謂公平與合理”。相反事實上，過於追求理念上的公平與合理，倒有可能會在現實的競爭社會中，貽笑大方。因為企業生存的保證，就是利潤。如果企業沒有利潤而言，那麼嚴格意義上講，企業也就失去了企業的意義。既然企業管理終極目標，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那麼管理者就必須要有相應的企業機制作保證。否則，所有員工幹不幹都一樣，幹多幹少都一樣，那麼長此以往，企業的競爭力又何從談起？企業的利潤又何從而來？因為人與人是有客觀私慾存在的。似乎這一點，不應該有什麼懷疑。要說人們理論上所追求理想中的“大公無私”，其實在現實中、客觀上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正因為如此，無論是中國式管理，還是外國式管理，其實對於企業本身都不應該成為負擔。因為任何管理模式與管理方法，都各有其長，各有其短。因此說，我們既不能過於相信“中國式管理”，更不要過於迷信“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外國式管理”。因為企業的根本就是利潤與生存，所以說，無論是什麼樣的管理模式，只要能夠真正適應自己的企業現狀，能夠確實給自己的企業管理，帶來活力及效用，那麼我們企業管理者就應該執行。

因此說，從管理科學的層面來看，無所謂中國式管理或者西方式管理。無數事實證明，管理科學只有和當地的風土人情相結合，其效力才能夠增強。

當然同樣，中國人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思想的薰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在管理科學中融入中國式的管理哲學，更易為人們接受，也能更好地推進企業的發展。

因此說，諸子論政解道，管理實踐中的“仁法德行”，無論是“中國式管理”，還是“外國式管理”的價值，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變通性和靈活性。西方企業界經過大量失敗，不斷更新並提出的彈性管理理論，其實正是迴歸到我們的變通管理，如情境領導、權變理論等等。因此說，諸子論政解道的核心作用就是，強調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單一的方式或預先確定的制度。

6．孔子政者正也　領導身體力行（1）

《論語·泰伯》中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實在這裡孔子所講的意義在於他的“為政者不能越權”的“政者正也”的為政方略。與此同時，孔子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這也說明孔子對舜、禹治天下觀點的認同與讚頌。孔子熱情地讚譽了舜、禹的從政方針的偉大與崇高。孔子為了進一步闡明“政者正也”的觀點，在《論語·顏淵》中又這樣回答季康子。孔子回答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呢？”孔子所講的也就是，強調他從政的第二個觀點：為政者的表率與榜樣作用，對於一支團隊的重要性與意義。

關於管理者與領導者的榜樣作用，孔子在《論語·子路》中也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當季氏總管仲弓向孔子請教如何管理時，孔子解釋說：“給自己的手下人做個榜樣，給下屬起個積極的帶頭作用，對手下人也不要太計較小失與小過，同時還要有識別賢才與舉薦賢才的眼光與能力。”仲弓聽了孔子的話，有些不解地又問：“那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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