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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家閨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多數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來說，如果不願與平民結親，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選擇物件。官僚與大宦官聯姻，是官僚勢力與宦官勢力聯合的表現。至於普通小官吏與宦官聯姻，有迫於宦官權勢壓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飛黃騰達，撈取政治上的好處。第二類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間的相互通婚。這類婚姻在唐代宦官中佔較大比例。宦官之間互為婚姻主要是門當戶對，擇偶方便，此外也有透過聯姻以建立更為密切的政治聯盟，以便親黨膠固，沆瀣一氣的因素。這一點在上層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第三類是與平民家庭通婚，這類婚姻多發生在中下層宦官家庭中。宦官與平民結親，實在是不得已之舉。雖說唐代宦官勢力很大，專權擅政，這僅是對一小部分地位顯赫的上層宦官而言，並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權勢。對大部分宦官來說，不要說與官僚之家，就是與普通官吏聯姻也是很困難的，因此只好退而與平民通婚。平民百姓與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勢強娶的情況發生，更多的恐怕還是由於其生活貧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國古代社會，貧苦人口必定佔多數，這就為宦官普遍地娶妻養子提供了可能的社會條件。

《中國曆代黨爭》第四章（3）

在唐代，有權勢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聯姻，親族之間相互庇護，從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形成了很大的影響。楊志廉家族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世家，從其父楊延祚起，直到五代後唐時止，這個家族一直地位顯赫，專權擅政，綿亙一百數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軍中尉，掌握禁軍兵權，三人出任樞密使，把持中樞機要之權，史稱“世為權家”。宦官世家形成的結果，必然是世代盤踞宮闈，養子憑藉其養父的權勢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間的聯姻尤其是高階宦官之間的聯姻，則容易形成“枝派蟬聯”，親黨膠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勢力更加膨脹，專權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間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這種婚姻關係滲透著濃烈的政治因素。

唐代的宦官對配偶也是有許多要求的，而並非不加選擇。歸納起來，大體有如下幾種情況：首先是重視門第。找所謂的“名家”、“盛族”，目的自然是拔高自己，希望得到社會公認。其次，重視女方的德行賢淑。一得恪守婦德，耐得住寂寞。潘金蓮那樣的就算了。省的面子沒賺到反而賺個綠帽子。二得能操持家務，贍養教育子女。當然是養子或者養女。三得長的漂亮，而且還得年輕。比如高力士的老婆臉蛋年紀就能跟楊貴妃一拼。

至於婚後，唐代宦官的婚姻觀和當時世俗的婚姻觀也沒什麼差別；除了夫妻生活問題和子女一般是收養之外，其家庭結構也與社會其他階層沒有明顯的差別。由此看來唐代宦官婚姻是穩定的。穩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構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點。

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宦官曾經是正常男性，當了宦官以後，雖然喪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宗法觀念壓力下，隨著政治與經濟地位的變化，便開始力圖改變這種狀況。宦官娶妻雖無夫妻之間的男女之實，卻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滿足感。宦官娶妻養子不僅是為了滿足有妻有家的願望，同時也想與其他正常男性一樣能夠傳宗接代，使已經獲得的政治地位和財產能得以繼承，這是其娶妻養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強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麼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們除了養子外還要養女，凡是朝官擁有的特權，他們也都同樣力爭擁有。如封妻廕子，承襲爵位，參與決策，控制軍權，兼併土地，營建府宅等，無不全力爭取。掌管國學，教授徒眾，歷來是士大夫的專職，宦官也要染指，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國子監的原因所在。宦官階層的這種心理特徵，決定了他們必然要首先解決婚姻問題，據史料顯示，他們把這個問題解決的不錯，下一步，他們要把手伸向整個政局。

宦官專權幾乎貫穿了唐朝的中後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宮弒帝，專權橫行，無惡不作。自號稱“欺壓皇上的老奴”李輔國始，繼而有逼宮弒帝的俱文珍與王守澄，經歷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稱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時的權閹楊復恭、劉季述等人。這些人個個都是生前顯赫無比，死後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李輔國在唐玄宗年間入宮做了太監。後因盡心侍奉太子李亨而成為太子的心腹。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叛軍所到之處，望風披靡，直逼京都長安，唐玄宗倉皇出逃。太子李亨奉命在後安撫百姓，安土重遷的百姓們希望太子留下抗擊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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