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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間，魯迅因北新書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稅和《奔流》作者的稿酬，準備請律師提出訴訟。據說，當時北新書局拖欠魯迅的版稅，至少也有兩三萬元。北新書店的李小峰本來是魯迅在北大任教時的學生，知道魯迅的打算之後，便四處託人向魯迅講情請他不要提起訴訟，希望用談判的方法來解決。郁達夫便是李小峰選中的調解人。當時，郁達夫正在杭州小住，忙於續寫小說《蜃樓》。沒有住幾天，他便接到北新書局的電報，要他速回上海，幫助他們解決與魯迅的版稅糾紛。因為是涉及到魯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達夫便立即回到上海，為這事盡力。經過幾次的商談和交涉，魯迅答應暫時不提出訴訟，而北新書局則表示願意按月攤還積欠的兩萬餘元，分10個月還清；新欠則每月致送400元，決不食言。事情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在解決這事的過程中，郁達夫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神。正如他於這年9月8日日記所寫：“8月12日去杭州，打算做《蜃樓》不成，至20後，又因北新與魯迅清算版稅事衝突，回滬來為兩者調解，迄今20多天，一點兒事情也不做。”因此，可以認為，郁達夫盡心盡力地當了很好的調解人，為魯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頹唐】

郁達夫說：“我是兩性問題上的一個國粹儲存主義者，最不忍見我國的嬌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國流氓去足踐。我的在外國留學時代的遊蕩，也是本於這主義的一種復仇的心思。我現在若有黃金千萬，還想去買些白奴來，供我們中國的黃包車伕苦力小工享樂啦！”

在“五四”後的一批新文學家中，郁達夫身上中國舊文人的氣息最濃。他風流倜倘的名士風範，很容易讓人想到衰颯的晚唐氣象：李商隱淒涼隱晦的纏綿緋惻和杜牧之年少清狂的縱情任性。鬱氏兩者兼俱。舊式文人醇酒婦人的生活方式構成了鬱氏生活的一部分，花錢從賣春婦肥白的肉體裡買來安慰，是郁達夫灰色人生中常有的行徑。

郁達夫在他的自傳裡寫道：“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群眾——裡到來了。凡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物件和事件，在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裡。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婚姻，自然主義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而讓他更為難堪的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命運。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最惱亂我的心靈的，是男女兩性間的種種牽引，以及國際地位落後的大悲哀”。

郭沫若和郁達夫編輯《創造》季刊時銷路不好，書店老闆答覆他們時非常冷淡，兩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但還沒大醉。郁達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作射擊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1930年，郁達夫在遊桐廬嚴子陵時，乘著酒性寫下一首《釣臺題壁》：“不是樽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郁達夫和白薇，之前一直沒有更進一步的交往。1926年12月3日，學生宴請郁達夫，白薇也在座。席間，郁達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後已是10點多鐘了，他又跟白薇等3人上電影館去看《三劍客》。電影結束後，他一個人送白薇回住地時，心裡“起了危險的幻想”，即想抱吻白薇。他“緊張到了萬分，是決定一出大悲喜劇的楔子”，幸好，郁達夫終於用理智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門口遲疑了一會，終於揚聲別去。”

當郁達夫送了白薇後，已不能回學校了。這時天又開始下著微雨。他便坐了洋車上陳塘的妓窟裡去。已經深夜一點多了，他走了許多巷陌，尋找下等妓館。幸好都已閉門睡了，否則他又將陷了進去。各處酒樓，卻仍熱鬧之至，洋溢著絃歌聲和打麻雀聲。但他沒有錢，只能隔雨望紅樓，他在雨中飄泊了許久，終究感到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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