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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較一下，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頓；等到中了科舉當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學問，屬於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之類。而在歐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曉拉丁文，打一輩子光棍，萬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戀，要被火燒死，研究的學問是神學，一個針尖上能立幾個天使之類。雖然生活清苦，兩邊的知識分子都有遠大的理想。這邊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那邊立志獻身於上帝，不亦高尚乎？當然，兩邊都出了些好人物。咱們有關漢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魯諾，不說是平分秋色，起碼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時中外知識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遺風多些，首先表現在受約束上。試舉一例，有一位柯老說過，知識分子兩大特點，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尾巴就翹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顯出了學官的嘴臉。前幾天我在電視劇《針眼兒衚衕》裡聽見一位派出所所長也說了類似的話，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還沒等到。順便說說，當年軍代表硬要拿我算個知識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種事實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屁股離學官的板子還不太遠。而外國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頗有古希臘的遺風，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未聽說法國人要拿他點天燈。

不管怎麼說，中外知識分子還是做著一樣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則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識分子——這就是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做學問的方面，大家心裡有數，我就不加評論了。至於關注社會，簡直是一目瞭然——關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經常赤膊上陣，論說是非；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關注人類的未來；就是討論道德問題，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討論。弗羅姆、馬爾庫塞的書，國內都有譯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裡熱衷於倫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還有一些是家庭婦女（我聽說美國一些抵制色情協會都是家庭婦女在牽頭——可能有以偏概全之處）。我敢說大學教授站在講壇上，斷斷不會這樣說：你們這些罪人，快懺悔吧，……這與身份不符。因為口沫飛濺，對別人大做價值評判，層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這樣，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他，笑眯眯的，說話很和氣，遇到難以教化的人，就說：我為你禱告，求上帝啟示於你——比之我國某位作家動不動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別。據我所知，教皇博學多識，我真想把他也算個知識分子，就怕他不樂意當。

我國知識分子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常說的一件事就是別人太無知。舉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學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說現在大學生水平太低，連“郭魯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時就如吃了一悶棍。我想這是個蒙古人，不知為什麼我該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來，原來他是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來說，知識的多寡是個客觀的標準，但把自編的黑話也列入知識的範疇，就難說有多客觀了。現在中學生不知道李遠哲也是個罪名——據我所知，學化學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學到李先生的理論；他們還有個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竅，連楊振寧、李政道、李四光是誰都不知道。據我所知，這三位先生的學問實在高深，中學生根本不該懂，不知道學問，死記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況記下這些名字之後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國籍，這是給孩子灌輸些什麼？還有一個愛說的話題就是別人“格調低下”，我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兄弟我格調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說裡看到過這種腔調，小說的題目叫《會說話的豬》。總的來說，這類文章的要點是說別人都不夠好，最後呼籲要大大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否則就要國將不國。這種挑別人毛病的文章，國外的報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較靠譜，而且沒有藉著貶別人來抬自己。如果把道德倫理的功能概括為批判和建設兩個方面，以上所說的屬於批判方面。我不認為這是批判社會——這是批判人。知識分子的批判火力對兩類人最為猛烈：一類是在校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另一類是踩著地雷斷了腿的同類。這道理很明白——別人咱也惹不起。

現在該說說建設的方面了。這些年來，大家蜂擁而上讚美過的正面形象，也就是電視劇《渴望》裡面的一位婦女。該婦女除了長得漂亮之外，還像是封建時期一個完美的小媳婦。當然，大夥是從後一個方面，而不是前一個方面來讚美她；這也是中古的遺風。不過，要旌表一個戲中人，這可太古怪了。我們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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