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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說,我自己絕不可能把一車糞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點喘。實際上山邊上有人在接應:小車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繩子套住,在前面拉,和兩人之力,才能把車弄上山去。這省了我的勁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更笨了。這道理是這樣的:這一車糞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車加起來,也快有一百公斤了,為了送一百公斤的糞,饒上我這一百公斤已經很笨,現在又來了一個人,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無效功不算,有效功不過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屬虛無縹緲……好在這些蠢事豬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話,不知它會怎麼想:土裡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糞尿,人就要不惜勞力送上高山——它會因此變成自大狂,甚至提出應該誰吃誰的問題……
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窪地裡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幹,犯不著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現在可以說說我是種什麼人。在老家時,我和鄉親們相比,顯得更加勤勞樸實、更加少心計。當年我想的是:我得裝出很能吃苦的樣子,讓村裡的貧下中農覺得我是個好人,推薦我去上大學,跳出這個火坑……順便說一句,我雖有這種卑鄙的想法,但沒有得逞。大學還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們沒有推薦我,我就可以說幾句坦白的話,不算佔了便宜又賣乖。村裡的那些活,弄得人一會兒腰疼,一會兒腿疼,尤其是拔麥子,拔得手疼不已,簡直和上刑沒什麼兩樣——十指連心嘛,幹嗎要用它們幹這種受罪的事呢?當年我假裝很受用,說什麼身體在受罪,思想卻變好了,全是昧心話。說良心話就是: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了,變得更陰險,更奸詐……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裡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裡混出去,自己不當父老鄉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現還有第三種選擇。對於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12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1)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學區裡。長大以後,到美國留學,想要恭維港臺來的同學,就說:你國語講得不壞!他們也很識趣,馬上恭維回來: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歷朝歷代人文薈萃,語音也是所有中國話裡最高尚的一種,海外華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國華文報紙上讀到一篇華裔教授的大陸游記,說到他遭服務小姐數落的情形:只聽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殘遊記》裡大明湖上黑妞說書,不禁目瞪口呆,連人家說什麼都沒有去想——我們北京人的語音就有如此的魅力。當然,教授愣完了,開始想那些話,就臊得老臉通紅。過去,我們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員)在粗話的詞彙量方面,確實不亞於門頭溝的老礦工——這不要緊,語音還是我們高貴。
但是,這已是昨日黃花。今天你開啟收音機或者電視機,就會聽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臺腔調。港臺人把國語講成這樣也會害臊,大陸的廣播員卻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話,叫做“那麼呢”,那麼來那麼去,顯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說。我不知這是從哪兒學來的,但覺得該算到港臺的賬上。再發展下去,就要學臺灣小朋友,說出“好可愛好高興噢”這樣的鬼話。臺灣人造的新詞新話,和他們的口音有關。國語口音純正的人學起來很難聽。
除了廣播員,說話港臺化最為厲害的,當數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罵老K(國民黨),說他們“手淫臺灣,意淫大陸”,這個比方太過粗俗,但很有表現力。我們的一些時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語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幣和新臺幣——這兩個地方除了貨幣,再沒什麼格外讓人動心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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