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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這一任命，並去武昌就職了。曾幾何時，蔣介石對張學良還是那樣的無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國，那時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進東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過一年多光景，又對張學良稱兄道弟，笑臉相迎了，蔣介石的這種縱橫捭闔之策，隨機應變之術，不能不令人驚歎。很明顯，如果你認為蔣氏真的是對少帥發生了特別的好感，那就不對了，他實際是利用他，要他為他發動的“剿共”戰爭效勞。先是讓其出兵江西、福建，繼而又命令他的東北軍與其他中央軍相配合，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

對於這個新的使命，張學良沒有多大興趣，但也沒有拒絕。是的，若說這時他對共產黨和紅軍已經有了正確的認識，那當然也是不切實際的；但若說他願意“剿共”，十分賣力，那也不是實情。因為當時日寇正向華北步步進逼，可國民黨政府卻軟弱無力。未過多久，何應欽與梅津還簽訂了屈辱的《何梅協定》。那時凡有點愛國之心的中國人，誰不對此氣憤萬分呢！著名作家郁達夫在杭州寫的過嶽王墳有感一詩中，怒斥當局對日本侵略者的妥協退讓，詩云：

北地小兒貪逸樂，

南朝天子愛風流。

權臣自願成和議，

金虜何嘗要汴州！

屠狗猶拼弦下命，

將軍偏惜鏡中頭。

饒他關外童男女，

立馬吳山志竟酬。②

才華橫溢的愛國作家和詩人郁達夫在詩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檜影射國民黨中的親日派，並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欲吞併全中國的狂妄野心。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聲，也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這些思潮無疑都對張學良有很大的影響，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們譴責我對日本不抵抗，現在我希望領袖蔣公能更改我的任務，不讓我去打共產黨而去打日本人，因為我覺得在‘剿共’中戰死不如抗日而死為有價值。”從張學良的這段談話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內心的苦悶、矛盾，不管怎麼說，丟掉東北、熱河失陷、華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總覺得這是他個人、也是全國人民的恥辱，是必須洗雪的。有人也許會說，既然他不願打內戰，為什麼回國後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務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是的，他這時的確尚處於進退維谷的矛盾中。人們在評論歷史人物時愛講“侷限性”，我想這也可以說是張學良的侷限性吧？因為那時蔣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緊，唯恐他動搖，多次找他談話，耳提面命，反覆宣揚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說什麼要抗日，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所謂內患不除，國無寧日，說的就是國家的統一，不能搞割據，全國上下都要聽從中央指揮；只能有一箇中心領袖掌握中樞，才能一致對外，等等。張學良與蔣介石打交道的時間畢竟還不算很長，他雖然吃過虧，上過當，知道此人是慣於耍弄權術的，但還沒有真正接受教訓，還沒有完全覺醒，蔣介石的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竟然把他征服了，他還錯誤地認為蔣是從國家全域性出發提出這些問題來的，所以他服從了這一調遣。

然而，當他真正指揮部隊同紅軍打起仗來時，卻屢遭失敗，而軍中將士也多怨言，他這才隱隱不安起來。對於先前認為是從國家全域性考慮問題的蔣介石的那些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之類的論調開始懷疑了，因為他始終認為日寇對我國的野蠻侵略是無法容忍的，他們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政府對此熟視無睹，卻只熱心於“剿共”，這怎麼能行呢？共產黨對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處，但他們也總還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吧，怎可老是自己內部動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來打去，還有什麼團結可言，又談何抗擊外來侵略？

這樣做的結果，不是隻會使親者痛、仇者快嗎？

就在這個時期，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張學良忽然心血來潮，來到了自己的機要秘書張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說：“小張，我向你提個問題，好嗎？”

“好！”張慎修以為他是詢問工作上的問題，滿口答應了。

不料，張學良卻提出了一個使他大吃一驚的問題。那天，他一改過去總愛說笑的習慣，忽然壓低聲音，嚴肅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說：“小張，你對共產黨如何看法？”

張慎修不知道張學良的真實用意，不敢正面談，因為當時是白色恐怖時期，這樣問法是會使人大吃一驚的。“我沒有研究過，副司令意見如何？”張慎修只有這樣回答。

張學良知道張慎修是個進步青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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