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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表示公開否定。
(二)要求為國立功,不能元功無勞享受高官厚祿趙策四記載,趙威後剛執政,秦國乘機攻趙,趙國求救於齊,齊國要求以威後幼子長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進諫,威後不肯。觸龍以“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為辭進說威後。威後醒悟,乃以長安君質於齊,齊兵乃出。作者進一步又借子義之口說“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作者不僅向封建的“世卿”、“世祿”制度宣戰,而且更是對君主世襲制度大膽的挑戰。這種反對“世卿”、“世祿”制度的思想在當時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張“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英明的國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績的人,獎賞的人必定是有功勞的人。)(《商君書·錯法》)荀子也提倡“尚賢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備的人)(《荀子·王制》)範睢給秦昭王的上書就公開提出“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韓非也主張“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真正能治理國家的大臣,功勞多的人要給以高的官位,盡心竭力的人要給以豐厚的獎賞。)(《韓非子·守道》)這種呼聲和輿論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長期的。多少人在為此而呼籲、爭取和奮鬥。可是兩千多年來,這種“世卿”、“世祿”制度,或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一直在中國實行著,直到現在才算實現了兩千‘多年前人們的願望。
(三)規勸統治者要“貴士”
“貴士”就是尊重知識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頗有意思的對話: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顏斶又勸告宣王要“無羞亟問,不愧下學。”宣王很有感慨地說:“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而且請求做顏斶的學生。(《齊策四·第五章》)顏斶是一個不畏權貴的知識分子,你看他在國王面前那種不卑不亢的從容態度。宣王是一個從善如流的國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對顏斶那種輕蔑態度,而以後又那樣誠懇地自我反省,甘願當顏斶的學生。豈不發人深省。王鬥對齊宣王直言正諫,批評他“好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並且一針見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標榜的所謂“憂國愛民”的謊言,說“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齊宣王終於承認自己“有罪於國家”,並改正了錯誤,“舉士五人任官”,因此“齊國大治”。(《齊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議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幾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僅非常深刻。具體地闡明瞭國君對“士”的不同態度所得到的不同結果,更重要的是,他總結了所謂“治民者”與“被治者”的正確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正確關係。
(四)歌頌不畏強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秦始皇想併吞小國安陵,假意說要以五百里地換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絕。秦王不悅。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國。秦王說“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諸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大怒,進一步威脅唐睢說:“公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說:“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舉了刺殺吳王僚的專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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