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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決策（1）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主管蘇聯、東歐事務。 當時，中蘇兩國正處於嚴重的對抗局面：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漫長的中蘇邊界線上陳兵百萬；70年代末支援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這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脅的態勢。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計歷史舊賬，自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間，中蘇兩國經歷了三個“十年”：1959～1969年可以說是十年論戰；1969～1979年是十年對抗；1979～1989年是十年談判。這期間，既有冷戰又發生過熱戰。 但就在1982年初，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跡象，中蘇關係開始醞釀某種變化。 事情要從那年的3月24日說起。 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係。 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所傳遞的資訊。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臺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8·17”公報——即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係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的爭奪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係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我們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釋出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釋出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釋出會。那是3月26日，地點在當時外交部主樓門廳處。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釋出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圍。當時擔任翻譯的是現任外長李肇星。 作為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我釋出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宣告： “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宣告唸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第一次新聞釋出會就結束了。 這個沒有先例的新聞釋出會和三句話的簡短宣告，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記者的極大關注。 出席釋出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對我說：“奧慶哈拉索！”（很好！）他顯然聽出了宣告中不同尋常的意思。 三句話中，重要的是兩個詞，一個是“注意”，一個是“重視”。實際上，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之意。其言可聽，自然是說，你講的話中間，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國對蘇聯所說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裡會聽，更說不上“觀其行”了。現在要“觀其行”，是要對方拿出實際行動來。 這簡短的宣告，第二天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中間位置，表明訊息雖短但很重要。宣告在國際上也立即引起了廣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道，並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宣告，預示著對抗了30多年的中蘇關係，有可能發生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釋出會，也是最後一次。外交部的新聞釋出會從此成了慣例，每週舉行。不過，不再是站著舉行了，而是移到了國際俱樂部，記者可以坐下來了。後來，外交部建了新樓，有了專門的新聞釋出廳。

重大決策（2）

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領導到他家開會，研究中蘇關係問題。陳雲、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場，我作為外交部主管蘇聯、東歐事務的副部長也列席參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資訊，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但中蘇關係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得做點事情才行。這就提出了要蘇聯主動解決“三大障礙”，即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 中蘇兩國長期論戰，一直在爭論誰對誰錯，我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蘇聯說我們是“教條主義”，雙方的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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