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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大家的鬨堂大笑。儘管在棕櫚灘海灣的經歷實在是糟糕透了，但當我回到紐約的時候，面板曬成漂亮的棕褐色——這種棕褐色如此之深，以至於當我昂首闊步回校時，哥倫比亞大學那群“白人”學生們長時間地踩著響亮的腳步迎接我的到來。

在這段時期內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投資信託基金。第一種是“固定信託”，這種信託毫無特色可言，即銀行作為受託人持有既定的一組普通股股票（這就是“固定信託”這個名字的由來），每個股東按比例持有同樣的證券組合。其次是“管理信託”——就像我們的“格雷厄姆共同帳戶”一樣，公司的工作人員可以調整證券組合。這種信託基金並非天生就有缺陷；事實上在英格蘭數十年的經歷就證明這種信託是成功的，儘管像其他任何金融機構一樣，它的成功也依賴於誠實的經營和正確的策略。然而在20年代後期的投機浪潮中，幾乎所有的大金融公司都捲了進來，那些向來以穩健經營著稱的公司也令人難以置信地進行著狂熱投機。

許多證券公司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並向客戶出售它們的股票。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受到三重利潤的引誘：發行股票時的溢價，經營投資公司所得的管理費用以及替人買賣證券所得的佣金。亨茨公司的合夥人認為：他們的條件並不比別人差，所以他們也要成立自己的投資公司——而且他們自認為條件可能比別人更有利，因為他們可以說服本·格雷厄姆來主管該公司。我對這個職位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因為我清楚我不可能像在“共同帳戶”那樣取得20％—50％的利潤分成（雖然我現在得與傑裡·紐曼分享“共同帳戶”的收入）。但亨茨公司的合夥人執意要我過去主管該投資公司。他們談到要將公司基金的規模擴張到2500萬美元，談到我作為大公司的老總將享有很高的威望，並允諾要跟我訂一個長期合同，據此可以保證我享有種種好處。傑裡·盧因對此也是滿腔熱情；他以善於捕捉市場時機而聞名，而我則在發掘特殊證券（或者說價值被低估的證券）和證券綜合分析方面是公認的權威，因此他希望能將我們的長處結合起來。我被這些優厚的條件吸引住了，於是我們談了幾次，看看是否能達成一致意見。

就在這個時候，我與伯納德·巴魯克出人意料地交往上了。大約一年前我有幸認識了這位大人物，並且在投資方面向他提了些建議（這些投資都是“格雷厄姆式”的），所有的建議引起了他對證券價值問題的濃厚興趣。其中有普利茅斯·考德奇公司（Ply…mouth　Cordage）的股票，當時的市價是70美元，但它的利潤和分紅都很豐厚，而且每股光營運資本就超過100美元。另外還有佩珀雷爾製造公司（Pepperell　Manufacturing　pany）的股票（該公司因生產床單和枕套而家喻戶曉）以及海伍德—韋克菲爾德公司（Heywood＆Wakefield）的股票（該公司是嬰兒車行業的主要廠家）。按對私營企業的一般評判標準分析，它們的市價都已低於它們的最低價值；與當時熱門股票的高價相比則更是低得可憐。這種不一致表明了20年代末股票市場的不成熟性，那時投資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業前景（電器與化工是熱門產業）、公司規模以及在行業內的支配地位（如列入道瓊斯平均工業指數的股票）或者公司的近期增長業績上，此外他們還受到那些操縱股市的投機家鼓惑人心的宣傳的影響。那些不在受人歡迎行列但卻擁有豐厚資財的公司，儘管長期以來一直表現出色，這些年裡卻被人冷落，股票價格一直非常低。

巴魯克先生屈尊聽了我的分析，同意我的看法，買進大量上述股票。從他的觀點來看，他認同我的建議這件事本身無疑就是對我的努力的豐厚回報。當然在某種程式上他是正確的，因為光是這一資訊（即他的判斷與我的判斷相符，他的經濟利益與我的經濟利益一致）本身就使我獲益匪淺。巴魯克曾兩次試圖幫我進入兩家公司的董事會（我和他均持有這兩家公司的股票），其中一次成功了。但他所做的這一切並非是為了我，而只是為了增加他自己的投資額。我這一生中與這位聲名顯赫的人物有過無數次接觸，但從未得到過他的幫助或恩惠，也從未聽說他曾幫助過別人。他有些愛慕虛榮，這種虛榮心使得一些偉大人物的光輝形象受到了損害，而他向各種慈善事業和公益活動捐獻鉅款的動機也是源於這種虛榮心，而不是出於真正的慷慨大方，因為這能為他贏得廣泛的認同與讚賞——這可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

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裡進行過幾次交談。他的辦公室在公平大廈的頂層——公平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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