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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丁家立（C。D。Tenney）為總教習。8月11日又奏設學校司，分置專門教育、普通教育及編譯三處。同時創設師範學堂，考選舉人、秀才作學生。還命令各州縣設立“勸學所”，各府設中學堂，州縣設高等小學堂，村鎮設初等小學堂。1903年4月，又以盛宣懷創辦的中西學堂為基礎，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學堂，派日本留學生黎淵為總辦。與此同時，他又奏請普及遊學。並派遣大批留學生出國，以赴日本者為最多。如1903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費留學生共計60人，僅次於湖北（81人），居第二位，佔全國所派官費生279人的五分之一強。②其中僅8月一次就選派舉人或秀才吳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學。甚至他自己也曾揚言要赴日本去訪問參觀。

1904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廣總督張之洞擬訂的《奏定學堂章程》，並以法令形式公佈，在全國推行。各省都辦起一些新式學堂，而以直隸、湖北、江蘇、廣東、四川為多。但當時科舉還沒有廢除，人們對學堂仍然觀望。袁世凱聯合張之洞於1903年3月13日奏請遞減科舉，以促進學校的興辦。1905年9月2日，又由袁世凱起草奏章，和張之洞聯合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③他們的理由是：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學堂決無大興之望”。而只有儘快興辦學堂，才能改變內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積侮”，不僅使各國“刮目相看”，未敢存“輕侮之意”，更為重要的是使人們“益將勵志潛修，不為邪說浮言所惑，顯收有用之才俊，隱戢不虞之詭謀”。④儘管袁世凱和張之洞廢科舉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運動，使大清王朝“轉危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舊派的激烈反對，尤其是非科舉正途出身的袁氏，一時成為眾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認為袁、張“所陳不為無見”，並於當年10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一律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⑦12月6日，又設立學部，以榮慶為尚書，熙瑛、嚴修為侍郎，管理和推廣學校。從此，學堂的發展更為迅速。至1906年6月，直隸省各類新式學堂計有：“北洋大學堂一所，高等學堂一所，北洋醫學一所，高等工業學堂一所，高等農業學堂一所，初等農工業學堂暨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二十一所，優級師範學堂一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八十九所，中學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學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學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師範學堂一所，女學堂四十所，吏胥學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一所，凡已見冊報者入學人數共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頒佈的辦學規定，這些學堂都貫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資產階級學校的一般特點。中等以上學堂，大都聘請外國人擔任總教習和教習，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學堂的課程設定也有數學、物理等“西藝”課和外語課。但學堂所注重的仍是經學的傳授和舊禮教的陶冶。小學的主要課程有“讀經講經”，中學則必須讀完《左傳》、《周禮》、《孝經》、《論語》等十經的節本，高等學堂也都有必讀的經學課。總之，“勿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⑨所以，這些學堂本質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主要傳播的是封建文化和買辦思想。它是洋務學堂的延續和發展，是為袁世凱的“新政”服務的。

然而，學堂既採取資產階級的新形式，便決非封建軍閥和官僚所能全部包辦，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應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國內外受過資本主義教育的人，傳授自然科學知識，這樣就為資產階級革命派進入學堂開了方便之門。袁世凱既要使學生掌握近代科學知識，又嚴禁學生掙脫封建專制政治的枷鎖，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恰如當時進步報紙所指出的，這種做法無異是“開一窗隙，使窺見外界之森羅永珍，且導之出遊，使之領略良辰美景、大塊文章之滋味，又復從而鎖之，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學堂的開辦，在客觀上不可避免地給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更廣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條件。袁世凱為維護封建制度所鍛煉出來的各種武器，後來差不多都倒轉過來成為反對封建制度的工具。顯然，這是出乎他主觀意料，也絕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註釋：

①袁世凱：《遵旨敬抒管見備甄擇折》，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七日。見《養壽園奏議輯要》，卷9，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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