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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集團上層的動盪，進一步削弱了袁世凱統治的社會基礎。表面看去，由於鬧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實際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裡，北洋集團和立憲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卻把他視為將給他們帶來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連一些追隨他的人也心懷疑懼，暗中擔憂，認為他不僅“已自踞於火爐之上”，更將他們也“一一牽入猛火地獄中”。＇13＇袁世凱的周圍只剩下一小撮舐癰吮痔之徒，他已經變成真正的孤家寡人，彷彿坐在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頂上。

在這個危機的關頭，袁世凱不僅沒有改弦更張，反而決心蠻幹到底，主觀地認為社會動盪“無關大局”。1915年10月2日，他還得意地對朱爾典說：“內亂不可決其無，至於放炸彈謀暗殺等事於共和時代既無時無之，則君主立憲想亦勢所不免，然無關大局。各省將軍巡按使已早來電，不論局面如何，皆可擔保治安之責任，故於對內對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凱之所以感到有恃無恐，正如他對朱爾典所說，主要是由於各省將軍和師旅長對他表示效忠。而且對北洋軍尚未到達的雲貴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佈置：如派何國華為雲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為廣西巡按使，後來又讓他會辦廣西軍務；派龍建章為貴州巡按使。這三個北洋官僚都是高階特務，負有監視所在省將軍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戰略地位對於控制西南各省極為重要。1915年2月，他不顧四川人民的反對，派參謀次長陳宦為會辦四川軍務，率領北洋軍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三個旅入川。陳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陸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練新軍，並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擔任參謀次長期間，對於消滅同盟會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勢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寵信。他抵成都後，袁立即又升授他為成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軍政大權都交給他。＇15＇同時，又派曹錕率領北洋軍精銳第三師駐紮湖南嶽陽，王佔元的第二師集中武昌，以兩個師的兵力作為入川北洋軍的後援。另外，袁以“換防”為名，調盧永祥的第十師和楊善德的第四師進駐上海附近，又派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加上早已駐紮南昌的第六師，這樣在長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懾力量。這就是袁自信國內不會發生大規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據。

然而，一向對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啟超不僅僅看到了武力的對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時，他又受到北洋集團上層動盪的鼓舞，遂決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統治。他和他的學生蔡鍔秘密策劃在雲南省發動反袁。

蔡鍔（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清末考入長沙時務學堂。當時梁啟超在該堂擔任總教習。他是梁的得意門生。後來，應梁函約赴日本留學。1903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在廣西創練新軍。嗣後，經雲貴總督李經羲調至雲南擔任新軍第三十七協協統。辛亥領導雲南起義，被推舉為都督。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以後，便調他到北京擔任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兼經界局督辦，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繼堯為雲南都督。當醞釀帝制“討論國體”時，蔡鍔表面上曾上書勸進，暗中卻與梁啟超策劃反袁。他的秘密活動很快被袁察覺，從此受到警探的嚴密監視，其住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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