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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府試、鄉試等幾層艱難的考試及格，即成為舉人。只有舉人才具有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的資格。會試及格才成為進士。每次會試有上萬的舉人參加，中進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這道難關之難過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間科舉的特點，反映了當時年歲最大的軍機大臣曹振鏞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曉四書五經之外，其重點是放在要求認真寫字上面。據說：“遂至一劃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叮見拘泥於文字的書法甚於對文章內容的要求。

當時的各種書籍中也有記載這種情況的文章。如：“專尚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燕下鄉脞錄》）“舉筆偶差，關係畢生之榮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貫注於書寫端正的楷書，雖一點一劃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論被置於次要的地位。

所以，寫不好端正楷書的人，不管具有多麼傑出的才能，也很難考中進士。中不了進士，這在當時就意味著堵塞了當高階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臺。

作為學者，魏源或龔自珍都要比林則徐更為傑出。但林則徐二十七歲就以優秀的成績考中了進士。而龔自珍三十八歲，魏源五十一歲才中進士，其成績都未達到能進翰林院的水平。

龔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筆跡，他們的字確實很難說寫得好，雖然不能說十分拙劣，但確實有不少毛病。他們很難透過最重視書法的考試，不是沒有原因的。

科舉的考試，對於象林則徐那樣循規蹈矩的正統人物是有利的，對於象龔自珍那樣感情用事、藝術家風格的人物則是一大難關。人們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會被錄用官吏的考試刷落下去。所以人們說道光年間的政界情況是“厭厭無生氣”，這樣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進士，就要終生把當年會試的考官尊之為“師”。林則徐是嘉慶十六年中的進士，當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書迷曹振鏞。看一看林則徐的日記，就可瞭解他對這位老師是衷心效勞的。

當時的派閥和人事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都由這種禺然的因素來劃分的，並不怎麼考慮思想或抱負。不過，宣南詩社並不是同人們偶然的彙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們的集團，所以他們在思想或抱負上都有某種相似之處。

黃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們都鼓勵他說：“快點升官，使你能有寫奏文的資格！”

在皇帝獨裁的時代，所謂“政治”，就是向皇帝陳述自己的意見——即呈遞奏文。

林則徐已經具有呈遞奏文的資格，同人們對他當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詩社成立後三個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們碰到什麼問題。一定還會這麼談論的：

“希望林公能考慮這個問題！”

“要是林公的話，他將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負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透過高階官僚這條途徑。

從這個意義來看，林則徐可以說是宣南詩社寄託期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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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午睡之友（1）

畸形的通商

日本在德川時代實行閉關自守，據說這是為了對付天主教而採取的政策。

中國清朝也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但這主要是來源於“中華思想”。

英國對與中國貿易十分熱心，早在十八世紀末，就派遣馬戛爾尼來北京，名義上是慶賀乾隆皇帝的八十壽辰的使節，實際上要他談判改善通商。

清朝政府對什麼對外貿易根本不予關心。

當時乾隆皇帝托馬戛爾尼勳爵交給英國皇帝喬治三世一封“諮爾國王”的敕渝。其中寫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意思說，我們天朝物產豐富，什麼也不缺，本來沒有必要同外國通商，互通有無。而且還認為，外國沒有茶葉、瓷器、絲斤（生絲和絲織物）等生活必需品，他們是為了謀求這些物品而航海來中國，天朝不過是根據“加惠遠人，撫育

四夷”的慈善精神而同意交易的。這是一種單方面施加恩惠的思想，絲毫沒有平等互惠通商的根本精神。

從當時交易的實況來看，清朝的進口商品也確實大多是叮有可無的奢侈品，清朝出口的茶葉是西歐的生活必需品。

茶是十六世紀初由海員和傳教士傳到歐洲的。最初是在藥店中當作貴重藥品用戥子稱著出售，後來飲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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