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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5）

*是一個新的起源，是一個因，但更多的是果。我們可以從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那裡翻過來看這個問題。到了*階段，不但毛澤東思想被推到了“頂峰”，流通在各個領域的被稱為“左”的東西，各種潛在的矛盾和危機都發展到了頂峰。毛澤東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積起來的結果—問題的頂峰—之上發動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夠在“全面不抵抗”的情況下，順利地推行他的計劃而直奔目標，至少有兩根固定的操縱桿與臨時裝置的方向盤連在一起：其一是反對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戰略方針，要製造“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實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說臭知識分子；其二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權威主義的確立，使領袖個人處於獨尊的地位。當然，個人魅力也不失為一個因素，那種享受鬥爭的挑戰性格和自由意志，對熱情、輕信、好動，具有天然崇拜傾向的青年學生是特別富於吸引力的。加以運動一開始，就鼓勵採取“大*”的手段，這在長期因為*空氣稀薄而感到壓抑的廣大的人們那裡，自然容易產生共鳴，難怪居高一呼，天下風從了。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會性比附*，其實大謬。*只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放大。如果要分期，*可簡單地裁為兩截：1966至1968年，此為紅衛兵時期，特點是造反，混亂，無序；後期在1968至1976年，為新秩序時期，建立革委會、收拾造反者、進入鬥批改。同樣是一亂一治，亂極而治。只是*比反右更具規模，更復雜，也更荒誕；因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隊以“支左”名義的介入；不過惟其如此，正好顯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武鬥的出現也許是預想不到的，然而無非是階級鬥爭極端化的表現而已。其間，出現過許多“新生事物”，如樣板戲、赤腳醫生、“三結合”、學習班、交白卷、大批判寫作組、工農兵學員等，也都是建國後毛澤東系列試驗的持續性或一次性展覽，沒有什麼新意。毛澤東本人的“最新指示”，諸如“吐故納新”，“走資派還在走”之類，也多是對運動現象的一種點評式總結，而非理論上的創造。

毛澤東是五四運動的過來人，對五四也曾作過高度的評價；但是對於五四精神，在他的思想和實踐中，都有著明顯的矛盾和牴牾之處。尤其是“*”，他容忍甚或鼓勵個人崇拜，過於集中權力而獨斷專行，採取一種封閉而非開放的觀點看待中國社會，滿足於一種恩賜的自由和*，這些都是脫離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傳統，而他對傳統的觀念多所偏愛和保留，輕視知識分子。作為啟蒙運動，五四無疑重視思想文化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五四的啟蒙，思想是來自西方的，現代的，新生的。毛澤東對意識形態不可謂不重視，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意識形態專政”；但是，這種專政，是在反傳統的名義下對本土文化、農民傳統的新的發揚。

除去背景的差異，在性質及其表現形態上，“*”與五四南轅北轍，存在根本的不同。一、五四是知識分子自組織，*是他組織。“大憲章”《十六條》雖然聲稱“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已，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姑不論後期對國家權力的強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的指揮和控制的。所謂“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資產階級司令部”。不論怎樣高喊著“踢開黨委鬧革命”，最高統帥和副統帥是不能炮轟的。五四時期是弱政府，所以有眾聲喧譁。“*”期間，即使各級領導被打倒，“靠邊站”，最高權力始終不曾懸置或空缺。兩報一刊，輿論一律，表現出高度的指揮效能。因此，說“*”是“直接*”固然失實，指為“無政府狀態”也不確。一聲令下，*就立即收起來了，怎麼可能“無政府”呢？二、五四重估一切價值，打倒一切偶像，真個是摧枯拉朽。“*”個人迷信盛行：紅寶書、語錄歌、忠字舞、紅海洋；還有早請示、晚彙報等，瀰漫著一種宗教氣息。三、作為運動的主體，五四主要是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起著啟蒙作用，青年學生是後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鬥爭中，他們目標一致，配合密切，是一支完整的隊伍。在*中，知識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物件。五四的一代，是學貫中西的一代；就說青年學生，也都具有相當的學養。“*”時代的學生基本是“聾”和“啞”的一代，他們對西方文化除了敵視，幾乎一無所知。他們是一種畸形教育的犧牲品。由於他們的無知，輕信，往往造成過火的盲目行動，因此長期遭到在“*”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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