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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8226；奈特等。《胡潤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業榜》的榜單也顯示，在美國，家族企業在第二代能夠存在的只有30％，到第三代還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四代以後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
美國人用資料調查來說明了“富不過三代”是一種普遍規律，而中國人則喜歡用勸誡來警示自己的子孫如何避免家族由富貴走向破落，於是歷史上就有了司馬光的《訓康示儉》和曾國藩的《家書》。
在《訓康示儉》中，司馬光因為看到了當時講排場、擺闊氣的風俗頹弊而對自己的子女做了特別訓誡。那個時候，當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農夫也腳上穿著絲鞋，許多人為了酬賓會友“常數月營聚”，大操大辦。這種習氣上的破敗，讓熟悉歷史的司馬光感到深深的焦慮，於是用西晉時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祟“以奢糜夸人；卒以此死東市”來訓誡自己的兒子一定要警惕奢侈的禍害。
而曾國藩在家書《字諭紀鴻兒》中，也強調自己儘管做官已有二十年了，卻從不敢沾染一點兒官場習氣，飲食起居，仍然遵守寒素家風，從來不敢享受太奢靡的生活。曾國藩也強調了，凡是做官的人家，從儉樸到奢侈容易，從奢侈回到儉樸就困難了。無論是大戶人家和小戶人家，士農工商各種人，只要勤儉節約，農業沒有不興旺的；驕奢怠倦，家業沒有不衰敗的。
可見，中國的先賢實在是非常明白奢華鋪張生活對財富的根基有多麼大的破壞作用。這一點，中國先賢意識到了，難道西方的智者就沒有看到嗎？
在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八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富蘭克林被廣為傳播的十三個人生信條中，就有三條分別講述的是節制、節儉和勤勉。富蘭克林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食不可過飽，飲不得過量”，強調每個人最好“不得浪費，任何花費都要有益，不論是於人於己”，勸誡每個人“珍惜每一刻時間，去除一切不必要之舉，勤做有益之事”。
由此可見，其實西方的智者也十分肯定自我節制和自我約束的重要性。然而，我們看看華爾街的高管們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為自己謀求額外的物質回報，就知道華爾街的沒落絕對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2007年，在《泰晤士報》公佈的2007年華爾街高管薪酬排名上，富爾德以4049萬美元的成績位列第五。而2008年4月，福布斯公佈的一份美國全行業CEO收入水平排行榜上，富爾德以7190萬美元的總收入排名第十一，與之對比的金融行業高管年收入的中間水平是899萬美元。就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前4天，公司還計劃透過兩名遭解職高管的“特別薪金”，數額高達1820萬美元，並計劃向另一名主動辭職者支付500萬美元離職金。
這樣的薪酬標準在2007年雷曼經營業績達到42億美金時，自然很少有人會提出公開質疑，但今年，雷曼直接宣告破產的命運不能不引發大眾對雷曼高管的高薪酬標準產生嚴重不滿。
然而，這種高管高薪酬低業績的現象不僅僅發生在雷曼身上，在其他金融公司也同樣如此。根據《福布斯》雜誌公佈的2007年美國500強企業CEO薪酬排行資料，高盛CEO勞埃德&；#8226；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2007年的獎金高達6850萬美元，美林集團CEO的約翰&；#8226；塞恩2007年總收入是8310萬美元。同時，有報道稱2006年和2007年華爾街年終獎總額分別為339億美元和332億美元，而這其中，高管的年終獎佔了很大比重。
這時，我不禁想起了一個經典的三國故事。呂布派陳登示好於曹操，希望朝廷能封他官職。陳登回來告訴呂布，曹操沒有封他，卻把陳登父子都封了官爵。呂布很生氣，陳登馬上向呂布解釋說：“我曾對曹操說，‘呂布就好象老虎，若不餵飽了他就會咬人’。曹操笑著告訴我，‘我卻把呂布當成獵鷹，若是餵飽了他就不知所蹤了。’”於是呂布很高興，認為還是曹操最瞭解自己。
是呀，這些華爾街高管們利用權責之便把自己喂得飽飽的，哪裡還有什麼動力真正去做一些事情來推動公司的發展呢？
奧巴馬“無畏希望”能否助華爾街扼住命運咽喉
如果說華爾街這幫大亨們只是在金錢的問題上貪得無厭也罷，但事實上問題的嚴重性還遠不止於此。
2009年2月，歐洲時報報道稱，有紐約“第一老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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