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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戰爭前奏：一九三九年（—）

戰爭：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零年（—選至）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橫跨20世紀的大半時間。1904年，他出生於美國中西部，將近90歲時在波士頓去世，他曾親眼目睹了這個世紀一些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事件。

“我父親的生活總是使他感到驚訝，”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為《這裡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寫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說道。這本書收集了夏伊勒從納粹德國發回的無線電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記》所涉及的那一時期。她繼續寫道：

他來自衣阿華州（Iowa）平靜的小鎮，在現代史上最為動盪的二十年中，喀布林、烏爾（Ur）、巴比倫（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維也納和柏林這些城市不斷地使他目眩神迷。並不完全是命運的巧合將他帶到那裡。他給我們講故事，關於穿越阿富汗山間峽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隨甘地一道前進、在紐倫堡大會上看到的令人驚畏的戲劇性場面、柏林戰時燈火管制後濃重的夜色以及炸彈墜落時的尖嘯聲……這些故事就像風箏一樣飄飛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經成為他的一部分，儘管他看到和知道的這些事情已經遠去有一代人的時間。

實際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經常聲稱的那樣）有幸在合適的時間處於合適的地點是一名偉大記者事業的基石，那麼命運在20世紀30年代對他是再垂青不過的了。針對夏伊勒20世紀30年代回憶錄的出版，全國廣播公司記者約翰·錢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紐約時報書評》（1984年）中對夏伊勒的好運氣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說只是由於‘運氣’，他才會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待在歐洲。不過，在新聞界有一句老話：有懶惰的記者，也有幸運的記者，但就是沒有既懶惰又幸運的記者。夏伊勒先生對其在新聞報道方面的成績是當之無愧的。”在這十年開始時，夏伊勒擔任駐印度記者，記錄了非暴力運動的聖徒——聖雄甘地的崛起和發展；在這十年結束的時候，則在柏林對一個劊子手式惡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動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記錄。

《柏林日記》（Berlin　Diary）始於1934年，當時夏伊勒作為《紐約先驅論壇報》（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駐歐洲記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從事一份新工作，隸屬於威廉·蘭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環球新聞服務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擔任這個職務，直到赫斯特解散了這個機構，此時夏伊勒被愛德華·R·莫羅（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驅意義的無線電廣播組。莫羅—夏伊勒的合作關係，以及他們現在已經成為傳奇的來自倫敦和歐洲大陸的戰時廣播，標誌著國際新聞報道新時代的來臨。

“這本日記的主題，”夏伊勒告訴我們，“……除了個別情況外，並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長的興趣和恐懼所觀察著的歐洲，看著它在30年代後半期瘋狂地沿著通往哈馬吉多頓（Armageddon，譯者注：聖經所載善惡大決戰的戰場。）的道路前進。”對於當時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柏林日記》是第一本未經新聞審查的記錄德國走向戰爭之路的書，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讀者的歡迎。1941年7月出版後，夏伊勒的書立刻成為最暢銷書；到8月份，已經印刷了35萬本。直到珍珠港遭襲後，《柏林日記》仍然高踞暢銷書榜首。

對於今天的美國讀者而言，他們可能習慣於將1941年最後一個月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柏林日記》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教育機會。夏伊勒這本書在一開始便扣人心絃，對當時德國生活的目擊報道也令人興奮，同時還抓住了歐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藉此我們可以瞭解第三帝國的崛起，以及即將到來的衝突是如何無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們的國家利益被完全捲入。在無懈可擊的證據引導下，我們可以觀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態變幻的事件演變過程——在它們最終成為歷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對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後希特勒在帝國議會發表演說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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