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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他又在談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況時說：“今晨五時，射擊隊立即在附近進行活動，射出的槍彈竟達一百發以上。夜間，他們兩度闖進大學，站在門口的警察被他們的刺刀戳傷，門也被破壞了。先前剛部署的日本憲兵隊已經睡著了。新上任的日本憲兵隊的代表們來訪，　保證在一月一日前恢復秩序。”（前引書2，第三十七頁）

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寫的那封信中所談的一節話：“國際委員會的兩名委員乘汽車走了四、五英里路，還沒有看到過一個憲兵”（前引書1，第五十五頁）。在一月十日寫的那封信中，所談情況如下：

五萬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橫行不法時，真正的憲兵只有屈指可數的十七個，因而我們一連幾天未曾見到一個憲兵。結果是有幾個日本兵戴上了特製的臂章，充當憲兵，這樣，他們自己所作的壞事當然被隱瞞起來，而僅僅阻止了一些無足輕重的事件的發生（前引書2，第五十一頁）。

這封信說，派到安全區來的喬裝的“憲兵”是些非常令人擔憂計程車兵，同樣，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作為證人出庭的馬吉牧師就當時在南京的憲兵人數問題，對辯護律師的盤問，作證答覆如下：

起初，我們幾乎看不到憲兵。但我們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許多少會派一些憲兵來，於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館。後來日本大使館好像不斷地帶來了許多人。那是經過了一番努力的。於是，大家繼續努力，要求把他們派到安全區附近去站崗。為此，起光大家壯了膽，可是後來漸漸鬧出笑話來了，　其情況是，　這些哨兵也幹起了像前面所說計程車兵所幹的不法行為了（《遠速》，四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二至一○三頁）。

這裡所敘述的，是從進攻南京的過程中所看到的日本軍的軍紀敗壞情況，以及與此不相適應的憲兵不足的問題。原系第十軍所屬的憲兵、不久後擔任杭州憲兵隊隊長的上砂勝七中佐這樣說：

如上所述，隨著軍隊的前進，各種各樣的事件也多起來了，要阻止這些事件的發生很不容易，煞費苦心，無奈分配來到幾個師團二十萬大軍的憲兵僅不到一百人，實在毫無辦法。即使提出派輔助憲兵來，如果部隊是在駐紮期間，似乎還能接受這一要求，但如果部隊在進攻中，各部隊都希望多一個兵，所以我們的要求就得不到滿足。我們僅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的現行犯，而且假如是在進攻中發生事情，也沒有設定軍法會議未加以處理，於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給所屬部隊，由這些所屬部隊去進行監督；把另一部分人由憲兵隊帶走，前往南京。

這種情況傳到了東京的中央部門以後，當時的參謀總長困院宮殿下於是發出了《關於整飭軍紀的訓示》（中略）。

雖被稱為皇軍，但這使皇軍聽後感到討厭。由於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憲兵每佔領一個地方，都要在那個城市、村落的人口處和重要地方向日本兵貼出告示，但其語調婉轉，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為敵人利用的寫法，並寫了幾個大字：防火，防盜，愛護居民（《憲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頁）。

正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馬吉牧師（？）在信中談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況。從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憲兵說自元旦起已恢復秩序。事實上，一月份以後，安全區的情況稍有緩和。那似乎與十二月底發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區內出入有關。可是，事態的緩和只持續了很短時間。過不了多久，站在入口處的衛兵並不聽從關於嚴格執行紀律的命令，五、六個不戴臂章計程車兵又開始在區內徘徊，隨之而來的是暴行事件續有發生（洞富華編前引資料集已第一七七頁）。

對一月份情況開始有所緩和問題，也有另外一種看法，貝獲博士在一月十日寫的一封信中說：“元旦以來，在難民擠得滿滿的安全區內，事態沒有發展，相當緩和。這主要是由於日本軍的主力部隊已經出發了。根本見不到‘軍紀恢復’的情況，就連憲兵也進行強姦和掠奪，翫忽職守。新的軍隊到來，或在作戰上有變動，很可能會發生新的變化。日本方面沒有明確的政策。允許外國的外交官回到市裡（本週）之事頗費周折，　看起來，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種願望。”（前引書2，第四十八頁）

憲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說，一月份以後事態將會緩和，他們所以這樣說，也許是因為上海派遣軍的主力撤離南京估計是在二十三日，那些憲兵預料，如果上海派遣軍的主力撤退後，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減少，這將在《在“歡慶南京勝利”期間》一節中談到。這樣的話，南京的情況稍有改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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