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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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努力招募那些剛剛完成學業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業了的女子作為我們的工作人員。一般說來，一個未婚女子如果能夠儘快找到工作，就會減輕家裡催她結婚的壓力。此外，工作會大大增加她結婚的機會。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個負擔了。

經驗證明，要留住女性銀行工作者是很難的。典型的情況是，格萊珉銀行的一個女工作者一旦結了婚，公婆就會對她施加壓力，要她辭職。他們不想要一個“有身份的”年輕女子獨自在鄉間奔波。他們還擔心，萬一遇到麻煩她可能無力自衛。當這個女工作者生了第一個孩子以後，家裡要她辭職的壓力就更大了。接著又生了第二個或第三個孩子，之後，這個女人自己也會想有更多的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

而且，徒步行走幾英里那種事，對她來說也不像年輕時那麼容易了。

1994　年，當我們宣佈我的一個包括提前退休的選擇權的養老金規劃時，許多女僱員都選擇了離開格萊珉。這雖然不是太過意外，但仍然使我們很傷感。在一些國際會議上，我們經常由於僱用的婦女不夠多而受到批評。我相信，那些批評者當中大多數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會現實，但我承認，他們的批評激勵我們加倍努力，想方設法留住女僱員。事實上，1997　年有一位婦女被提升為區域經理，那是格萊珉銀行前線業務的最高職位，我們為此大事慶祝。但自從　1994　年起由於退休規劃我們失去了許多優秀的女僱員，一直令人傷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說明了我們年輕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眾多壓力。我們開始進行格萊珉試驗規劃時，努加罕還在吉大港大學讀研究生。她當時　23　歲，正在攻讀孟加拉文學的碩士學位。她出身於一個保守的中產階級家庭，11　歲時喪父。她母親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學業之後，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裡第一個得到碩士學位的女性，一個非政府組織（NGO）主動提供給她一個工作，她感到很驕傲。她乞求母親允許她工作，但母親拒絕了，爭辯說，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該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願意讓她為　NGO　工作，但不知道村裡的其他人會怎麼說。於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遲開始工作的日期，那個　NGO　為她延期了三次，終於無法再等，於是她失去了這個工作機會。

當格萊珉提出給努加罕一個職位時，她的母親和哥哥的態度終於緩和下來。努加罕沒有告訴他們，她不會有辦公室，也沒有辦公桌，她將整天在最窮的村子、最窮的地區間奔走，與乞丐和一無所有的婦女們交談。她知道，如果讓他們知道的話，他們會驚恐萬分，強迫她辭職。1997　年　10　月她開始和我們一起工作。只要她的親人們不知道格萊珉是什麼樣子，他們就會勉強地允許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喬布拉村對一位毫無任何謀生手段的貧苦婦女做一個案例研究，那位婦女名叫阿瑪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這樣做是出於如下幾個原因。首先，我相信，激發一個新員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讓她親眼看到窮人生活的實際情況。我想讓努加罕的內心被貧困現實所觸動。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會如何適應。和窮人一起工作並且要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獲得的碩士學位並不能保證她擁有內在動力、信心和力量向這些窮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們的障礙。她會願意花時間和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們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嗎？她必須學會把她的客戶看作是完全意義上的人，需要幫助與變化的人。她必須和窮人建立一種便捷無畏的溝通，完全地瞭解她的貸款者們的生活與困難。於是，在努加罕開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邊說：“試著去和阿瑪加阿米娜單獨談話。試著去感動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帶筆和紙，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薩杜賈曼（Assaduzzaman，簡稱　Assad，阿薩德）一起去了喬布拉村。阿瑪加阿米娜衝阿薩德點點頭，問努加罕說：“他是你丈夫嗎？”

“不是，”努加罕回答說，“他只是一個同事。”

“你怎麼和一個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來見我們呢？”阿瑪加阿米娜問道。這有違“遮蔽”的規矩，使她對努加罕產生了懷疑。

一點一點的，一天一天的，努加罕贏得了阿米娜的信任。阿米娜將自己過去的遭遇告訴了努加罕。阿米娜生育了六個孩子，有四個餓死或病死，只有兩個女兒活了下來。比她年長許多的丈夫也重病纏身，幾年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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