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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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陶湯氏，18歲，住門東仁厚裡5號。當天日本兵到她家搜尋，被數名日本兵輪姦，複用步槍射殺，又用刺刀戳其肚子，並以火燒死，其情至慘。（以上分別引自《檔案》第333、334、336、340、343、344、345、349各頁）

關於日本軍的強姦暴行，請參閱《鐵證如山》中的有關部分。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說日本兵強姦中國婦女算是第一個層次上的犯罪，那麼五島利用特派記者的身份，明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出於軍國主義立場和個人私利而編造謊言，欺騙世人，該算是第二個層次上汙衊性的犯罪。更有甚者——田中正明又利用所謂歷史“評論家”的身份，對五島謊言不加鑑別，又虛構事件的成分的歪曲歷史真相，並大加發揮，該算是第三個層次上誹謗性的犯罪。他這樣做就像往傷口上塗硫酸，大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虛構之十一，利用偽證，虛構中又虛構，抵賴日本軍掠奪的暴行。

第16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作偽證時說：“我從不知道日本軍有組織、集體地搶劫的事實，當然更不會有司令部下令、默許、容忍這類不法行為的事實。”

（《虛構》第124頁）

中澤三夫的偽證只不過是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辯解，拒不承認罪惡事實而已。他的偽證只需用日高信六郎的談話就可加以揭穿。

日高在日本軍攻陷南京時曾以外務省參事官的身份於12月16日進入南京，目睹了部分日本軍的所作所為。他就16日那天的情景對作家誠山三郎說：

可厲害了，那一帶死了許多人。走在路上，只聽到一陣陣砰砰的槍聲，是開槍打人的聲音。我想，這樣下去可要不得，便朝憲兵隊長大尉那裡走去。

我對他說：“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個士兵手裡沒有拿著東西，我就向你敬禮。”

……由於我再三勸說，他雖剛洗好澡，還是穿上軍服，帶領部下，坐上卡車出去了。而且，據說還抽打了正在進行掠奪計程車兵和正在強姦婦女計程車兵，連軍刀都打彎了。（《南京事件與廣田弘毅》上冊，載《潮》1972年10月號）

日高目睹3個日本兵對市民都進行掠奪，感到事態任其發展下去必將在世界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印象，又為中國人民所痛恨，將給往後的外交工作帶來眾多的麻煩，因而才要求日本憲兵上街去，制止日本軍的暴行。他從外交角度出發，合情合理，與中澤三夫相比，一個從今後工作出發，一個為了隱瞞自身的罪惡，立場各自不同，前者十分可信。

前面已經論證過：日本軍將領自有用意，乘著攻佔敵國首都之機，用犧牲敵國人民的方法滿足官兵們對財物和性慾的急需，用以獲得高漲的戰鬥力。同盟通訊社社長松本重9治在書中記述道：

柳川兵團之進擊所以迅速，甚至可以這樣說，那是由於在官兵中間有一種“可以隨意進行掠奪和強姦的默許。”（《上海時代》中央公論新書版，下冊，第242頁）

小川平吉聽到師團長們對士兵們姦汙中國婦女的行為無動於衷，令他吃驚。又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

從上海回來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裡，聽到了新的情況：戰地荒涼，掠奪和強姦……許多情況是一般人所不瞭解的。（轉引自《大屠殺》第232頁）

開始佔領南京時，約有5萬名日本軍從難民那裡拿走許多被褥、廚房用具和副食品。在佔領後6個星期內，他們幾乎侵入了市內的所有建築物。有時，他們的掠奪行為是非常有組織進行的，他們動用了許多軍用“卡車”，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銀行的保險箱，特別是“德國人”保管的私人保險箱等也被他們用“乙炔”割開了。有時我看到，長達三分之二英里的輜重隊拿走了老百姓的紅木傢俱。（《記錄》第36號，載前引書Ⅰ，第51至52頁）

第四部分第55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2）

對於日本軍的掠奪暴行，在《一個德國人的所見所聞》一書中有這樣文字記載：

12月14日，日本軍由於緊急進入南京城，在物資上未獲得充分供應。他們在市內解散，採取了對於正規軍完全是無法形容的行動。

日本軍從難民那裡奪取了所有可以奪取的東西，諸如儲備的糧食、毛巾、衣服、鐘錶等等所有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反抗自不消說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時，磨磨蹭蹭，那就立即會挨刺刀。許多人因語言不懂，就成了這樣的犧牲品……一個日本兵要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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