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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5　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痛切申述，當前全國全民族的絕大危險是國民黨所實行的錯誤政策召來的，這種錯誤政策必須徹底改變，信中鄭重向國民黨表示：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1925　至27　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的正確道路。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9　月1日，中共中央在內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我們正在通知他們，共產黨中央準備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到蘇區來，以便進行談判。

國共兩黨的高層接觸，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外出談判，也開始在醞釀和商議中。

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動。

西安事變

但事情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蔣介石的本心還是要反共。他所說的中共問題的解決，其實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接受改改編，特別是必須解除武裝，才能以政治方法來解決。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圖用武力來解決。

蔣介石把中共的聯蔣抗日政策誤認為由於處境困難，急於同國民黨妥協，他企圖抓住時機消滅紅軍。蔣曾在1936　年10　月對馮玉祥直言，他最擔心的是共產黨手中的軍隊。他說和共產黨妥協包括3　點：1、人的問題，這好解決，以前大家一桌子吃飯，一屋子開會，現在變成

對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現在如妥協成功，仍在一起，對外並無不可。2、黨的問題，這好辦，3、軍隊問題，這最不容易解決。所以他採取政治解決軍事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先解決紅軍。他一面邀周恩來去廣州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給紅軍以打擊，然後在談判桌上講條件，妄圖招降紅軍。當然，這樣談，國共是談不攏的。

1936　年秋，蔣介石解決了陳濟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蔣的兩廣事件以後，騰出手來，又調集重兵，準備對陝北根據地進行新的會剿。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也使蔣介石坐立不安。這年11　月22　日深夜，國民黨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袖，隨後移解蘇州關押，成為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之獄。

12　月初，蔣介石率領國民黨一批大員、將領親自坐鎮西安，佈置剿共軍事。他對張楊等人的苦諫絲毫不睬，反而威脅他們：要麼上剿共第一線，要麼兩軍調出西北。張講的聲淚俱下，最後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厲聲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張楊面臨著這樣的選擇：一種是違心剿共，這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要麼聽從調動，那麼三位一體就會瓦解，聯合抗日的夙願勢必毀於一旦，更重要的是，即使調走，也絲毫不能緩解自相殘殺的內戰局面。在這種形勢下，張楊兩將軍以民族大義為重，置個人譭譽和集團的安危於腦後，（張對楊說，把個人與他的一攤子全丟了，值得）採取了他們無可選擇的選擇，1936　年12　月12　日，毅然發動西安事變，實行兵諫，並通電全國。周恩來在1946　年紀念雙十二十週年的大會的講話中說，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出來的。西安事變使南京極大振動。在如何對待事變的問題上，南京政府當權勢力中出現了討伐派與

主和派兩個派別。討伐派以何應欽為首，主和派以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為首。討伐派一度佔上風。

宋美齡雖然不是國府委員，又非國民黨中委，但她利用其最高首腦夫人身份上下奔走，四處活動。13　日，宋一到南京就找何，指責討伐西安是考慮不周，要討伐也應在蔣介石安全出險之後，為此二人展開了激烈的爭吵。

何：為了維護國民政府的威信，應該立即進行討伐並轟炸。

宋：萬一把委員長炸死，中央政府由誰來領導？

何：這是中央常委的集體決定，國家存亡重於個人生命。

宋：委員長的安全與國家存亡有不可分離的聯絡，國難深重的今天，沒有委員長就沒有統一的政府，除委員長外，哪個可以領導全國？

何對宋的責問十分惱火，脫口而出：婦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國家的事不許你管。

宋也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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