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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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條約沒有簽訂以前，英法公使雖循薛煥之請，以武力保護租界，並派兵協守上海縣城，但對外仍表中立，這就等於間接答覆李秀成，太平軍攻上海，英法將出以“默成”的態度。等到北京條約一成立，英國人公使布魯斯對太平軍的表面如舊，暗底下卻已準備“助順”。這一轉變，李秀成自然不知道，同時當時中國人對國際事務的缺乏瞭解，他亦看不出北京條約對他會發生這樣迅速而嚴重的影響，因此在上海吃了個大虧。

李秀成只帶了３０００人到上海，先在南市九畝地與清軍遭遇，打了個勝仗，便分西南兩面推進，以為預先有接洽的會黨和官軍會開城迎接，而助守的洋人，一定袖手旁觀。哪知一到城下，城上的一千二百英法聯軍，隨即開火，太平軍死了好幾百。其時風雨大作，李秀成以為視界不明，引起了誤會，不願還擊——事實上在英法聯軍強烈的火力，且是居高臨下的優勢壓制之下，亦無法還擊，急急下令退兵。

其實，誤會的是李秀成，他的整個和平接收上海的計劃，已經完全破滅，除了洋人態度的轉變以外，所聯絡起義的會黨及官軍，亦為薛煥事先防範無法動手。

這些情形，李秀成不知道，第二天又迫近城下，由南門轉往西門，英法聯軍，水陸並攻，開炮轟擊，以致李秀成亦受了輕傷。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外援內應，皆不可恃，只能撤退。臨走時留下一封長信，痛責英法公使，無非出氣而已。

上海一撤退，浙江方面的壓力便重了。嘉興、石門的攻防戰告一段落，李秀成先回蘇州部署防務，然後到“天京”參加軍事會議，與洪秀全族中的兄弟“幹王”洪仁？，商定了五路進兵援安慶的策略。

安慶是當時整個戰局的焦點。湘軍攻下安慶，便可再度進圍江寧；而在太平軍，則安慶圍解，不獨對“天京”的直接威脅，可以消除，而且進窺兩湖，打通長江，東南與西南聯成一氣，這局面自然非局處東南一隅所可同日而語。

當曾國藩受命總督兩江時，原有東援的任務，但他遲遲不進。這因為曾國藩的用兵，有他與眾不同的一套——清朝的皇帝以明為鑑，而有見識的大臣，亦無不如此，曾國藩熟讀明史，練兵學戚繼光，用兵則學楊嗣昌，以靜制動，穩紮穩打，他的整個戰略，乃是以高屋建瓴之勢，從長江上游，打到長江下游。自東晉開發江東，長江代替了黃河的地位以來，欲保長江下游的金陵，必守住長江上游的武昌，武昌、九江既為湘軍所掌握，那麼，下一步就必攻安慶，舍此而東援，則氣勢不貫，且可能腹背受敵，所以儘管上海、杭州吃緊，薛煥、王有齡乞援的公文，雪片飛來，曾國藩始終不肯撤安慶這圍。圍安慶的是他的幼弟，“老九”曾國荃。

當然，要穩住長江上游，克復安慶，必先控制整個安徽，因此，他除了以曾國荃圍安慶，派多隆阿攻桐城，並請胡林翼經營霍山、舒城一路以外，自統鮑超的霆軍六千人，以及其他部隊總計一萬人，移鎮祁門，接替江西巡撫張蕭，主持皖南軍務。

其時江浙兩會的官軍，奔走不暇，為李秀成擺佈得團團轉，薛煥、王有齡則都寄望於曾國藩，而主張不同。王有齡巴望援軍，薛煥則希望曾軍能直搗“天京”，則太平軍“回顧根本”，壓力便可減輕。這些意見不但訴之於曾國藩，亦上達於朝廷，那時文宗在熱河，恭親王留守在京，肅順與恭親王不和，各行其是，根本拿不出整套的辦法，只是將薛煥、王有齡的原奏，照樣轉給曾國藩而已。

曾國藩當時很不怕得罪人，首先就指責張芾，奏摺中說：“徽寧兩處防軍，歷年取用浙餉，約計千萬，浙中恃為長城。

本省別無防守之師，一旦藩籬盡撤，任賊長驅，杭人慘遭浩劫，張蕭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遼闊，處處與江浙毗連，一片逆氛，幾無完土，惟系臣兼轄地方，自應力籌兼顧。斷不能更顧浙江。“另外有一道奏摺，則更說得老實：”臣由皖南進兵，以急援寧國，急攻廣德為要，力不能兼顧，則以專救寧國為要。“

又說：“徽寧等屬，一片賊氛，皖南不安，臣軍且有岌岌不保之勢，何能遮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慰蘇人云霓之望，寸心負疚。

惶悚無地。“話說到這樣子，江蘇、浙江大可死心了。

不過，曾國藩亦不是全置江浙於度外，只是他的打算緩不濟急——曾國藩的打算是讓左宗棠獨當一面，另練一軍，專負援浙江之任。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奉命督辦四川軍務。奏請以左宗棠隨同入川，曾國藩急奏挽留，以“湖南本省空虛，人心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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