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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統一天下的抱負。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統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維繫，這種跟中國地理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廣泛深入人心的統一的觀念乃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境內的山河分佈縱橫交錯，又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各地域之間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諸方面的差異很大，要實現真正的統一，必須對上述各方面進行一種深度的整合，否則，上述諸方面的差異在一定的條件下便可能表現為潛在的離心力，在特定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被誘發出來。

在中國版圖內的各區域之間，既存在促進彼此聯絡的有利條件，也有將彼此相對隔絕的天然屏障。如長江和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在東、西部之間就是一種聯絡的重要紐帶，在南、北方之間卻是一種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嶺、大別山等大的山脈，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的確就是一種天然的限隔；但這些山脈的斷層地帶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卻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於地理因素究竟是發揮出促進聯絡的積極作用，還是發揮出離心的消極作用，則視當時社會、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權經營措置上的得當與否而定。

當一個王朝強盛的時候，它的統治者往往能夠以一種王者包容天下的寬廣胸懷，推行比較積極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較積極的效果，從而將中國地理中有利於統一的積極因素發揮出來，將潛在的離心力降至最低，使其並不發揮實際的消極作用，統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維繫。

而王朝衰弱，往往積弊太深。它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積累下許多的矛盾和問題。在積弊中醞釀著廣泛的矛盾，在積弊中滋長著各方面的離心力。隨著社會上廣泛的矛盾和離心力的滋長，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顯現出來。這種離心力增長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壞統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與亂的更迭、統一與分裂的交替過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會、政治等其它更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發揮出來的。

治亂更替，統一和分裂也隨著交替變遷。王朝衰弱，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通常普遍而且廣泛；當其積弊難返之時，矛盾和問題往往就集中在某幾個主要的尖銳的問題上。這時候，稍有契機，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勢。這種契機在歷史上通常表現為週期性出現的嚴重的自然災害、窮兵黷武不能自拔的對外戰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現這種局面，統治秩序便隨之迅速崩潰，統一的局面也迅速解體，而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舊的統治秩序和統一局面解體之後，歷史常常藉分裂和動盪而醞釀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三次比較長時期的分裂。三次長時期的分裂是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及宋夏遼金先後並存的時期。在這三次長時期的分裂之後，分別完成了三次大一統的局面。這三次大一統分別為秦漢、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統期間，又都經歷過短暫的震盪。從秦到西漢、從西漢到東漢、從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換代的過程都經歷過短暫的震盪。每一次大分裂之後的統一都比以前的統—更深刻、更廣泛，社會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舊的統治秩序解體通常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社會矛盾激化，社會離心力滋長，統一的中央集權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獨立性突出出來，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顯現山來，從而使天下呈現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重建新的統一局面，就必須先整合各種社會矛盾，消弭各種政治上的離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離心力，結束分裂，重建統一。只要社會上廣泛的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政治上的離心力並未消除，地理上的離心力就會繼續存在，統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難。

王夫之曾論及王朝衰亡的兩種形式：一種是土崩，一種是瓦解。他說：“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以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為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篡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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