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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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生在馬里蘭東部以菸草為生的貧苦農家，和特拉華州（Delaware）的杜邦家剛好隔灣相望。布朗家羨慕杜邦家的人是“新貴”、“有錢的商家”，而杜邦家則視布朗家的人為“貧窮的白種垃圾”。在內戰期間，杜邦家已是馬里蘭灣岸最大的企業家族。第一個自法國移民而來的杜邦先生是法國啟蒙時期的重要哲人之一，因此這個家族一直承襲著深厚的反奴隸傳統。他們在亞特蘭大中部各州親聯邦派的勢力中居領導地位，也是支援北方軍力的主要的軍火製造商。而以種植菸草為生的布朗家族，200年來一直是灣岸的第一家族，與支援北方派是誓不兩立的死對頭。但是，布朗頂著化學工程師的頭銜從大學畢業時，惟一的工作機會就在杜邦公司。他答應父親，“一找到其他工作，就馬上辭職。”他在杜邦卻平地青雲。第一次大戰時，他在杜邦負責興建新的軍火工廠，一開始是為了聯軍，後來也為了加入戰場的美國。然後，他為杜邦設計出有名的財務控制系統和投資回報率公式，現今仍是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管理經濟體系。在組織銷售統計、銷售預測、長程計劃，特別是資金投資與預算劃分方面，他也是第一人。

就在這時，他的上司，一個非杜邦家族的人，叫他進到辦公室，跟他說：“你是不是裝傻？難道不知道現在得做個決定是要繼續在這家公司做事，還是滾蛋？”

布朗問道：“公司是不是想請我走路？”

上司氣急敗壞地說：“你即將成為公司的高階領導人，也許可邁向頂峰了。你這個小傻瓜，不曉得要在這家公司晉升為高階主管一定得娶這些女人之一當老婆？”上司給了他一張名單，上面列著28個未嫁或是寡居的杜邦家女兒、孫女或是侄女。

“沒有人在乎你娶的是哪一個，只要是其中的一個就行，而且得儘快。”

布朗告訴我：“麻煩的是，我和名單上的一個女孩格里塔·杜邦，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秘密成親了。除非我們吃了熊心豹子膽才敢向雙親稟告。最後，還是不得不如此——因為格里塔懷孕了。杜邦家永遠不原諒我，雖然我是娶對人了，但是時機卻不對。杜邦家有個長輩當著我的面，給我難堪：‘布朗家哪有什麼好貨？這家子都是居心不良的人。’後來我得不到晉升，在皮埃爾·杜邦（PierreDuPont）剛接掌搖搖欲墜的通用時，就把我放逐到底特律。”

“令尊、令堂有何表示？”我問他。

“我父親有很長一段的時間拒絕和內人見面。最後，我母親跟他說：‘你也明理一點嘛。這年頭，即使是英國公爵也會為了錢而結婚。至少，現在我們兒子不再為那可惡的杜邦公司服務，準備到通用去了。’”

星期一布朗回來上班，週末那兩天他不是在馬里蘭釣魚就是種樹。回來後的他，又是一個自大、令人難解、冷漠奇特的“首腦人物”，說的話沒有人聽得懂，而且滴酒不沾，直到星期五的下午才來杯濃烈無比的馬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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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這個人相當獨特，不屬於任何典型，而負責雪佛蘭的科伊爾卻像極了鐵石心腸的記賬員，長相有如舞臺上那滑稽的愛爾蘭警察（事實上，他父親從前就是幹這一行的）——塊頭很大、像蠶一樣的白、有著鐵錘一樣的拳頭和一對小小的賊眼。他的紀律甚為嚴明，是讓部屬聞之喪膽的主管。說起自己的理念，總是慷慨激昂。有一次，我坐在他辦公室裡，聽他宣揚分權制度的“至福”時，放在角落銅製痰盂旁的電報交換機突然啪啦作響。科伊爾說：“沒關係，堪薩斯的廠房經理通報將外出吃午飯，如此而已。”然後繼續強調地區主管應享有完全的自由。每一個人都認為分權制度是理所當然，而不加思考，只有科伊爾仔細地分析、思索這個制度。他的看法和斯隆及我在書中所表達的有所不同，他覺得分權並不是解決企業結構問題的萬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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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的專業風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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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對通用進行研究時，我發現雪佛蘭雖是通用汽車的一部分，卻自成一個龐大的企業，比起一些獨立的公司要來得大，而且完全是中央集權的。科伊爾一聽我這麼說就怒不可遏，恨不得馬上指出我的錯誤。不過，他也表示，通用一直想實現的分權制度——也就是我現在說的聯邦分權管理（federaldecentralization）的原則②——只適用於公司一小部分，因其業務特殊，有著不同的市場，並自負盈虧；而雪佛蘭雖大，卻是一個無法分割的利潤中心，至少就客車的業務來說是如此（卡車製造已經成為另一個分支部門了）。科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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