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遷都西安的必要性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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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地理學，對一國影響至深。當下中國正進入新發展階段，如何從戰略上定位不同區域，構築全國新發展格局，尤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國定都之爭中，錢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論”及其及背後的文化地理學，為我們呈現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戰略視角。 錢穆先生把西北地區視為關乎中國未來政治命運前途的“心臟地帶”，因而主張定都西安，北京則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遠的經濟地理原因，也是對未來中國立國大計的宣示：以一種逆勢進取而不是安於永逸的國家精神，來宣示對西北邊疆安全和地區建設的關切，透過西北地區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一言以蔽之，“中國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國之治，其希望亦將在西北”。 錢穆關於中國立國形態的獨特思考，不同於當時陸地強國蘇聯和海上強國英美，而試圖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文明道路。他這一設想雖因種種現實條件未能施行，但卻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政治地理格局、立國形態和文明發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資源天然向東南傾斜，東部人口過度增長，弊病和缺陷已逐漸暴露。當下中國能否“反求諸己”，在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中兼收幷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需要更為深遠的謀劃。 “建國於大地之上”：錢穆的首都論、立國形態觀與文化地理學 從1937年11月蔣介石遷都重慶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這一時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當時中國政學兩界對建都問題的激辯，首都問題成為民國中晚期風靡一時的憲制議題。傅斯年、胡煥庸、張其昀和錢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說，逐漸形成建都西安、武漢、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張。 錢穆先生從1942年至1946年陸續撰寫並發表《戰後新首都問題》《論首都》等政論文章來予以回應，足見錢穆對首都選址，及其背後政治及文化意涵的關注和重視。 對錢穆而言，這數篇文章絕不是簡單應對一時的政治議題和時代需要。錢穆認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意義還遠遠沒有被時人充分挖掘和闡明。 1951年，錢穆在臺灣應邀發表一系列演講。在“中國歷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講中，他重提自己當年的首都說，並透過“文化地理”這一概念，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來看待首都問題所反映的立國形態與中國歷史大勢的內在關聯。 簡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間錢穆的首都論說著眼於新的歷史時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國百年大計的眼光審視現代中國的立國形態和未來前景。 這些文化地理學論述集中體現了錢穆對戰後中國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國文明未來的深思熟慮。在首都位置的選擇上，他的觀點十分明確：新中國的首都問題，“西北重於東北，中心重於偏隅，大陸重於海疆”，所以應當定都西安，以北平為陪都。 首都論主要可以從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立國規模與精神以及海陸文明的道路選擇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加以闡述。 ▍中國的“心臟地帶”：定都西安與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1943年的中國處在一個風雲突變的大時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鏖戰正酣，英、法等西歐國家主導下的全球體系正在崩解，同時新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見；另一方面，在國內的抗日戰爭中，近半國土慘遭蹂躪，民眾流離失所，而隨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和《開羅宣言》的釋出，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戰爭勝利的曙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錢穆方能于山河破碎之際，運思戰後的世界秩序和新中國的政治重建。 從世界學術思潮的視角來看，這一時期也是政治地理學蓬勃發展，繼而走向巔峰的黃金時代。就在錢穆發表《論首都》的幾個月後，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makinder）於美國《外交》雜誌上刊載《環形世界與贏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戰後的地緣政治局勢。 大致在這一時期，卡爾·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菲爾格里夫的《地理與世界霸權》等多部論著相繼出版發行，一系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斷湧現，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無論是錢穆還是當時參與建都討論的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在這樣的時代和學術背景下，建都問題逐漸演變為未來中國是走向陸權還是海權的道路之爭。 無論是對錢穆還是同時期的其他論者來說，首都問題不單單是一城一地的選址問題，它一方面事關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國家統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徵，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往往反映，並深刻影響著未來國家的整體戰略規劃。 就錢穆而言，定都西安的著眼點是西北地區。錢穆主張定都西安的核心著眼點是，透過西北地區的建設來振興整個中國。錢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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