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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她又變作養豬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強壯，頭髮焦黃像晚秋的乾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說話高聲大嗓，最愛就是和著生蒜吃狗肉，連於數杯烈酒而面不改色。雖然衣服和鞋子又髒又臭，她乾的活兒卻乾淨利索，而她也弓似為榮。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並取得了終身職位。她的愛好是聽古典音樂，寫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國人眼裡，她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在中國朋友看來，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懷疑她是個女權主義者，蓋因她過分獨立。離婚之後，她並不急於再嫁，而是自己撫養兒子，廣交朋友，生活一樣過得有滋有味，許多人覺得實在難以置信。

以上這幾張肖像畫的可能是同一個人麼？這個人難道是我麼？這些圖畫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場的我呢？有時我簡直懷疑自己的記憶。然而我清楚記得，早在少年時代就分明感到，我這個人天生矛盾重重，將來肯定不會一帆風順。

我於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親40年代就離開輔仁大學跑到晉察冀去參加革命；母親在4D年代末畢業於燕京大學，那時她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也是滿腔熱情。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她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實現男女平等，讓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發展經濟，控制通貨膨脹，解決知識分子的失業問題。因為這個黨的幹部都那麼廉潔奉公，朝氣蓬勃，跟腐敗、專制的國民黨真有天淵之別。

我小的時候，大人總愛說我們這一代最幸運，因為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卻有些不同。我的確生在新中國，但剛一歲，父母就把我帶去了瑞士。我也是長在紅旗下，卻不是革命的五星紅旗，而是紅底白十字的瑞士國旗。這也許是我日後顛顛倒倒，命運多舛的濫觴。

在瑞士我們住過伯爾尼和日內瓦，均為恬靜舒適之地。那時家裡有4口人：父親、母親、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見到父母，他們都在中國領館忙於工作。一清早他們就匆匆離開，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會議、宴請使他們一樣難以脫身。等他們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親會睡到中午，而父親更要睡到下午兩點左右。那些年，只有親愛的老二姨從早到晚陪伴著我。

後來我才知道二姨並不是我家親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請了來。從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從醫院回家的當日，母親就把我交給她了。此後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給我餵奶、洗澡，把我抱在懷裡輕搖，我在她呢喃的曲調中入睡。我兒時的記憶充滿二姨的音容笑貌。母親生下我不到一個月即飛回瑞士繼續工作了。至於父親，等到他回國述職第一次見到我時，我已快滿一歲了。後來父親給我在北京過了週歲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帶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親便說：“現在新中國人人平等，今後咱們在一塊兒生活，就是一家人，讓我們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這樣，我學會了叫二姨。對我說來，二姨兩個字真比父母加起來還親。而二姨也把我當成她自己的女兒，5年、10年過去了，漸漸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親生女兒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麼時候才發覺我和二姨之間竟變得如此難捨難分；也不知道他們發覺後作何感想：他們獻身革命，多年來勤於職守，到頭來卻讓一位保姆贏得了他們唯一愛女的心。

當然也不能說我不愛父母；我愛他們。不過這種愛是理性的愛，跟我和二姨血脈相連、魂魄相依的關係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間有一種神秘的感應，假如一人在千里萬里之外橫遭不測，另一個人立刻會覺察一種不祥之兆，變得心神不定，惡夢纏身。這種預感難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應驗。而我母親1976年猝死，我卻並無預感，直到第二天父親拍電報來，才得知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學，才發現我對二姨的依戀不是個別現象。我就讀的西苑小學中有不少高幹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們對保姆、阿姨，對奶奶。姥姥的感情遠勝過父母。有時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趕出家門。也有些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這些人後來不少得益匪淺：“文革”中父母受牽連的，孩子卻讓好心的保姆帶回家中當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撫養長大。

二姨對我的寵愛使她盲目，對我的一切缺點視而不見，總覺得天底下誰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煉當然也挺棒，但說來說去，最聰明最漂亮心腸最好的是我，永遠是我。我的一切所為，無一不使二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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