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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光贊》等165部梵文經典譯成漢文，後被譽為一代高僧。

同時也有一些西域僑民的後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於佛法的修習，併成為著名的佛經譯師。如漢末時，有一位叫做支謙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靈帝時他的祖父曾帶領幾百名月氏人，從西域來到中國定居下來，並被拜為率善中郎將，成為漢帝國朝廷的命官。支謙10歲開始受到正規教育，13歲時學習西域的胡語，很快精通6國語言，當然這裡面既包括他的母語月氏語，也包括漢語。此人“博覽群經，莫不究練”，並利用自己語言等方面的博學優勢，漢譯出了一些佛教經典。東漢末年，他投奔江東，受到孫權的賞識，被拜為博士。此後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經典，並將其譯成漢文。他一生中，譯出佛經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極高的《維摩詰經》、《大般泥洹經》、《法句經》等著名經典。

所不同的是，這些僑民們，由於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國，實際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漢化。他們不僅瞭解西域文化，同時也精通中國的語言、文化與習俗。他們中的很多人，自然成為佛教在中國人之間傳播的重要媒介。當然，透過民間的渠道進行傳播，聲勢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員注意並認可後，就會很快形成巨大的聲勢，甚至影響到皇帝的個人信仰。漢明帝與其弟劉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東漢桓帝的時候，宮廷中開始正式修建祭祠，將黃老與浮屠（佛）一同當作神仙來祭拜，所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楚王劉英至桓帝約100年的時間裡，帝國內部始終以黃老、浮屠並稱，由此可以窺見當時佛教與本土文化“和平相處”的“浪漫”景象。

其實，佛教在這段時間裡，完全是以“金人”（佛像）來吸引中國人眼球的。此間，雖然陸續有經典傳入，但翻譯量不大，即使有翻譯，也借用了一些與道家類似的文句與意義。所以，容易讓人誤解佛教與道家學說同出一脈，而很難顯示其本來的面目。這種結果導致在初期階段，人們將佛、道兩種信仰雜糅在一起，佛、道兼信。當時的儒、道兩家，也認為佛教是神教，稱釋迦牟尼是“胡神”。

再後來，就是白馬馱經的傳說了。據說，攝摩騰和竺法蘭是隨漢使們回到洛陽的。關於這兩位僧人是否在漢時來到過洛陽，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但是此後，來到漢地的西域僧人越來越多則是事實。寺院的起建，以白馬寺為最早，也是可信的。但是，當時的白馬寺，應該只相當於政府機構的一個駐地，從其職能看，或許稱為“國賓館”更為貼切。事實上，白馬寺是專門用以安置來自西域的僧人，併為他們的譯經活動提供的專用場所。只是對它什麼時候開始被取名為白馬寺，存在很大的爭議。到了西晉時，這裡成為著名的佛經漢譯場所，當時被稱作譯場。

“菩薩”的大手筆（1）

就在東漢晚期桓帝在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大行祭祀的400多年後，梁天監三年（公元504年）的四月初八，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領包括道士在內的兩萬餘人來到寺院。這一天，他宣佈了一件震驚朝野的決定，公開宣稱自己即日起捨棄道教皈依佛教，這也是他第一次親自主持佛教###。這次###的舉行，標誌著大梁帝國的興佛運動被梁武帝親手揭開了帷幕。

四月初八，被認為是釋迦牟尼的誕辰日，佛教徒們一般都會在這一天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所以，梁武帝選擇這一天舉行這般###，當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據《廣弘明集》卷四記載，在這個國家級的###上，武帝親自作了一篇《舍道事佛文》，大意是：我大梁皇帝蕭衍，稽首①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學說，薰染邪法。現在善因成熟，棄迷知返。在未來世中，如果成為男子，一定在童年出家，以弘揚佛教，度化眾生，使其共成佛道。寧可在正法（佛法）中，生生世世沉淪惡道②，也不願意依老子的說教，暫時得到“生天”③的果報。這篇文章的公開發表，充分表達了梁武帝在皈依佛教這件事情上的決心。

《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後來眾多佛教論文中的第一篇。從這次歷史性的宣告中，我們彷彿聽到他的所謂懺悔。字裡行間讓我們感覺到，他以前信奉老子是個絕大的錯誤，今後決心改邪歸正。他的懺悔，與700多年前的阿育王卻有著本質的區別。700多年前，阿育王在羯陵伽之戰後，受到佛教的感動，對自己為了征服更多的地區而採取的殘酷殺戮感到後悔，於是進行公開懺悔，同時將這些懺悔的語言留在石柱上。①相比之下，翻遍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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