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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書最後，談到了復興佛教的具體方案：各州縣可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修建教區，資財可任其使用，不設限制。想出家的人無論長幼，只要是出於良家，鄉里擔保其品行端正，就可以任其出家。詔書裡甚至談到出家的人數：大州縣50人，小州縣40人，偏遠的州縣10人。從這一數字上看，小皇帝在恢復佛教之初，就記取了過去的教訓，注意控制佛教的規模，但這種控制的有效性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延續逐漸喪失，不然，北朝就不會在100多年後，出現第二次滅佛運動。

此次興佛之舉，成為小皇帝登基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這件事情也顯示了小皇帝出色的行政能力，這一舉措顯然大得人心。政令一出，復興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繚亂，很快，太武帝的滅佛成果就化為烏有。

此後，來自賓國的師賢應小皇帝之請，擔任北魏帝國佛教的最高領袖“道人統”。據說，他在老皇帝“滅佛”期間，曾被迫還俗並借醫術謀生，得以保全性命，但是他始終“守道不改”，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新皇帝頒詔恢復佛教後，他立即同5位同輩，返回沙門隊伍，並且很得皇帝信任。在皇帝的命令下，滅佛運動中被戴了“黑帽子”的有司，立即發揮出“先鋒隊”的作用，他們馬上找來能工巧匠，按照皇帝的形象雕造石像，據說因為“純誠所感”，石像的臉上、足下出現的部分黑色，竟然與皇帝身上的黑痣（也可能是胎記）一模一樣。這尊按照皇帝陛下塑造出來的石像，被當作佛像加以供奉，這也是北魏帝國不成文的慣例。緊接著，文成帝興光元年（公元454年），“先鋒隊”有司，又在皇帝的敕令下，為太祖以下的5位皇帝各塑造釋迦牟尼立像一座，高達一丈六尺，耗費赤金25000斤。興佛運動聲勢浩大，甚至驚動了外國僧眾，不久，來自斯里蘭卡（師子國）的5位僧人，也護送3尊佛像來到京城，給這裡的佛教造像風格增添了某些異邦色彩。

和平初年（約公元460年），師賢去世，曇曜成為他的繼任者。這位新“道人統”上任後，很快就向皇帝提議在京城城西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各鐫刻佛像一尊，這一建議得到皇帝陛下的全力支援。因此，作為這場“興佛”運動的成果之一，著名的雲岡石窟開始雕鑿，它的最大意義，就是為後世開創了一座世界級的佛教藝術寶窟。

相比之下，131年後北周武帝所進行的滅佛運動，則顯得溫柔而文雅。有趣的是，與北魏太武帝滅佛的直接原因不同，周武帝決定滅佛，並非儒、道兩家口若懸河地攻擊與圍剿，而恰恰是因為當時一位佛教僧人衛元嵩對於佛教的指責。

據《續高僧傳·衛元嵩傳》記載，這位叫做衛元嵩的僧人，渾身上下似乎充滿了江湖“術士”的氣息。據說，衛元嵩幼年時就出了家。他的師父年輕時曾在後梁為官，後來出家到了蜀地①，隨後到達長安受到帝王公卿們的推崇。因此，他十分體諒這位年輕弟子想要出人頭地、一鳴驚人的強烈慾望，曾多次語重心長地告誡衛元嵩說：當今世人重傳聞而輕眼見，所以要想博取名聲，必須以“佯狂”的方式，才能達到目的。這個與“裝瘋賣傻”十分類似的用詞，顯然打動了這個少年僧人的心。此話出於他所崇拜的師父之口，又是師父的經驗之談，怎能不令他信服？於是，他真的按照師父的建議，“瘋瘋癲癲”地到處漫遊，口中唸叨著自己編纂的各種讖詩歌謠，給人造成他能預知未來的假象。而且在此前，他對於類似的“方術”也頗下了一番苦功。據說，出家後他對“陰陽曆算”等民間“方術”很有研究，並小有成績，而今學以致用也不是太難的事情。何況，裝瘋賣傻，更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高深莫測的神秘感。師父的這一招的確很靈，衛元嵩到達長安後，很快迷住了很多人。當然，他對所結交的物件並不是毫無選擇。他專門接近那些權貴，想盡一切辦法得到他們的信任。他到了長安後，乾脆將僧衣脫掉換上俗家衣物，這很可能是為了更方便地出入各種場所。史書上曾將他與南朝梁武帝時的寶誌和尚相提並論，主要就是強調他的神異與怪誕。

“如來”的刑杖（6）

他透過與這些權貴的交往，上勾下聯，很快就為自己建立起“通天”的渠道，不久便受到周武帝的召見。天和二年（公元567年）的某一天，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摺子，提出“省寺減僧”的建議。這份奏章，提出了很多對當時佛教完全不利的言論。他甚至向武帝建議“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這些建議，正中皇帝陛下的下懷。因為當時，寺院與社會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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