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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初從報刊上讀到溫州的。

報上說溫州有個龍港城，是一群農民奮勇衝破幾十年城鄉壁壘，自己動手建造起來的都市，這使龍港農民城天下聞名。

但是，有關溫州的更多訊息則是負面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電器產品基本上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溫州樂清縣柳市鎮是質低價廉的電器生產集中地，那時國內許多商店門口掛著“柳市推銷員免進”、“本店不售柳市貨”等招牌，以致溫州在人們心目中成了“瘟州”。

溫州偏居中國東南一隅，名氣不大，影響微弱，所以當時誰也沒太在意那個浙南的小地方受此打擊後會怎麼樣。

1986年夏天，西藏高原紫外線強烈，我在拉薩街頭問一位守著眼鏡攤的人：哪兒來的？答：溫州。那人光著頭，曬得很黑，似乎一點都不擔心高原的紫外線會傷人。我當時感慨不已：除了四川人能吃苦，江浙地區的溫州人也這麼能吃苦。

後來，到西部淘金的溫州人越來越多。成都荷花池市場是成都人創造的，但現在經營店面商鋪的卻是溫州人居多。燈飾市場，溫州人幾乎形成壟斷。溫州人佔優勢的還有皮貨等等。在成都長期經商安家的已有8萬多溫州人。放眼四海，溫州人好像無處不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西藏新疆，同四川人在外打工仔多這一點不同，溫州人大多經商當老闆。豐田公司有句廣告，“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溫州人則給自己寫照，“高山峽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溫州人”。走南闖北的溫州人對各省經濟有很大影響。四川廣元為了引進溫州商人、改變訊息閉塞、流通不暢的局面而竭盡全力。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身體有殘疾的溫州商人去四川考察，飛機晚點，到廣元機場已是深夜，廣元市幾位市政官員一直在機場守候。這位溫州商人見狀大為感動，不但自己投資，還帶動其他溫州人前來建溫州商場。

2000年我有機會到了歐洲。在義大利的北部名城米蘭，導遊告訴我，郊外有4萬溫州人在製造皮件。到佛羅倫薩，導遊又告訴我，郊外工廠有很多溫州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佛羅倫薩據說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教堂，熙熙攘攘都是衣著光鮮的各國遊客，一些擺攤賣藝術品的人中竟有幾個中國鄉下人。我湊上去問：哪兒的？答：浙江溫州。我內心很矛盾，一方面覺得他們的形象給中國人丟臉，一方面又欽佩這些溫州鄉下人，一不懂外語、二沒多少文化，就敢成群結隊闖蕩世界作“洋插隊”。

星星點點的接觸中，我對溫州人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為什麼能在國內國外有這麼大的影響？他們有著怎樣的地域文化背景？與中國的主流傳統文化有何異同？

2002年8月初，我與幾位報社同仁從成都飛赴溫州採訪，與溫州的新聞人士、文化精英對話，收集資料，於是有了這本書——《可怕的溫州人》。

溫州人的可怕，首先是他們天生有一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樸素自然意識。外界“姓社姓資”沸反盈天；溫州人只信“民以食為天”，怎樣能生存，怎樣能富裕、幸福，他們就怎麼幹。中國的許多地方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長時間徘徊彷徨，翻來覆去折騰，喪失了大好發展時機，付出了高昂的社會成本。溫州人卻按照幾何學中“兩點之間直線最短”原理，排除一切干擾，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歷史證明，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

溫州人的可怕，在於他們在追逐財富的利益驅動下敢闖敢幹敢吃苦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使其充滿了風險和機遇，既遍地黃金又滿布荊棘，既能一步天堂美夢成真又可能千金盡失滿盤皆輸。市場經濟強有力地挑戰人生，在這裡，因循守舊、守株待兔、猶疑不決、閒適散漫、清高自閉統統沒有出路。溫州人敢冒風險、勇闖天下、敢吃第一隻螃蟹的性格特點，使他們佔得市場先機；當別人亦步亦趨學溫州人時，他們已經積累起財富資本，進軍新的領域。

溫州人的可怕，在於他們“江河不拒涓流”。沒有國家投資形成的鉅額產業群，溫州人就自力創業，“從我做起”，“從小做起”，生產紐扣、皮鞋、打火機、低壓電器等等。溫州人文化不高，但動手能力強。頑強的生存本能讓他們在這些不起眼的小東西上千方百計節約成本，賺取一分一厘甚至是一毫的利潤。強烈的生存危機和利潤意識造就了一大批競爭激烈的專業化生產工廠（作坊），高度集約的專業化生產造就了“溫州製造”優質廉價商品洪流，市場佔有率驚人。例如溫州的打火機，竟佔領了全球市場的70％。有鑑於此，國家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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