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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治安強化”，情況與“囚籠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駿“首創”，岡村寧次“改進”的。抗戰時期，日本人在華北一共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是從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時正是多田駿在任，岡村寧次還未來。從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岡村寧次名下。

不過，細論起來，“治安強化”與“囚籠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從時間上看，“囚籠政策”在“百團大戰”以前即已“出籠”，而“治安強化”則是“百團大戰”之後的“新產品”；二是從內容上看，“囚籠政策”主要還是側重於軍事封鎖，而“治安強化”則是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全方位的進逼手段。換句話說：“囚籠政策”是日本人迫於以往“掃蕩”、“討伐”無法奏效而被迫變換的手法，而“治安強化”，則是“百團大戰”後日本人“深刻檢討”、“沉重反思”後主動實施的措施。現在回想起來，“百團大戰”後日本人的反思和檢討，或許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們不僅真正意識到華北“治安”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八路軍，而且還認識到“剿共”一事，“僅靠武力進行討伐，不能取得成效。”他們不僅從所謂“華北治安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甚至還從整個侵華戰爭以至異民族入侵，征服中國的歷史角度來看待時局。當年，日本人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日軍作為異民族的軍隊，是否能夠“較好地抓住中國民眾的心理，制止中共勢力的擴大，進而將其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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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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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當年“對此，在方面軍幕僚內部出現了悲觀和樂觀兩種意見的對立。”悲觀的意見，主要是“最瞭解中共的實際情況的第二課（情報）參謀，”他們認為“中共具有驚人的實力”且長於游擊戰，“以武裝討伐猶如驅趕蒼蠅，收效極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別無良策。對“剿滅”八路軍持悲觀態度。

樂觀的意見，主要是第一課（作戰）參謀，他們認為“我方的長處在於軍事力量強，敵方短處在於軍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長起來。”如能揚己之長，擊敵之短，“趁其萌芽時期對之進行掃蕩，並結合政治、經濟等各項措施，穩定地坐鎮華北，透過長期努力，進行主動的、有計劃的肅正建設，相信定能達到確保安定華北的目的。”

這兩種意見爭論的結果，後一種意見佔了上風。日方文獻說，日華北派遣軍最終“在這一方針上達到了思想的統一。”不過，這時所謂“樂觀的意見”，與抗戰初期那些樂觀的見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再也不提“三個月滅亡中國”了，而是要“透過長期努力，”要打持久戰了；二是再也不說僅靠武力就能征服中國了，而是要“結合政治、經濟等各項措施。”對此，我們可以從時任日華北派遣軍作戰主任參謀島貫武治大佐的言論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他說：最終目標在於把一億民眾拉到我方。為此，必須爭取民心。民眾向哪一方面靠攏，關鍵在於哪一方面能保護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換言之，亦即決定於軍事力量的優越，治安的鞏固，產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須促進中國方面主動積極地工作，採取符合上述目

標的各種措施，綜合地、系統地加以施行。

由於是與一億民眾建立新的組織，不論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於求成，也不可坐失時機，希望以三年計劃，穩步取得成果。

從島貫武治這段話中我們看得很清楚，他認為“短時間內著有成效”不可能，至少做三年打算；他還認為要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綜合地、系統地加以施行”，才可望奏效。

那麼，日本人要透過長期努力，採取綜合系統的措施來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日本人的目的已不僅僅是“剿滅”共產黨，八路軍，而“在於把一億民眾拉到我方。”可見，日本人是用心頗深，用意險惡的。從異民族征服中國的歷史看，一開始往往都是血腥屠殺，武力鎮壓，像滿清入關後是一路殺下去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有名的大屠殺。而後，則是懷柔拉攏，分化打擊。這樣有打有拉、有硬有軟，最終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蒙古騎兵橫行中原、滿清八旗入侵中華時，大江南北也曾到處燃起抵抗的火焰，可久而久之，這些反抗的烈火卻越來越弱，最後無息無聲。這裡面的原由，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日本人對中國歷史早有研究，當然懂得欲征服中國，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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