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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洛陽作戰’等方案”並請求日中國派遣軍儘早就此方案給予答覆。1942年4月及5月,華北派遣軍副參謀長有末精三,一再提出此請求,但他也看出上峰對此興趣不大。“有末少將可能考慮到總司令部未必同意西安和延安作戰,所以是在總司令部有關人員不在的情況下,提出上述要求的。”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日華北派遣軍參謀島貫武治大佐忍不住埋怨說: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軍的1942年度肅正建設計劃之中,而且於1942年2月初向中國派遣軍作了報告。但是,中國派遣軍比起西安作戰來,更為重視長沙、常德作戰。至於消滅延安更是不在話下了。
這裡所說的“消滅延安”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在中國派遣軍總部內部,曾有人指出華北派遣軍進攻西安計劃不可取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未利用國共之間的矛盾。“他們認為目前國共雙方鬥爭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觸動與延安對峙的第八戰區部隊。”對此華北派遣軍反駁說:“這種看法是對共產黨勢力的本質認識不足。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求助於國共鬥爭等想法,完全是一種姑息的看法。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決然地圍剿消滅共產黨勢力。”因此,在1942年1月制訂的“西安”、“洛陽”等作戰方案中,“均含有摧毀延安的意義。”島貫武治甚至說:“華北方面軍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消滅延安。”
1942年2月25日至26日,日華北派遣軍召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了島貫武治提到的《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該“大綱”聲稱:“特別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肅正工作為重點,”同時,“根據情況,斷然進行西安作戰、延安作戰,為中國事變的解決、華北局勢明朗化作出貢獻。”
1月底制訂的西安作戰計劃,2月底才下達“治安肅正大綱”,從這個時間順序上也可以看出,當時在岡村寧次心目中,西安作戰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可是,事情卻遲遲定不下來。為此,岡村寧次很不耐煩地表示:“如能增加一定的兵力,則可以進行五十號作戰(指進攻西安)。如不能增加,則準備暫時從滿洲借用兵力,徹底進行治安整頓。”
看來,當年岡村寧次的打算是:第一位的選擇,是進攻西安,以壓迫重慶,並摧毀延安。“為中國事變的解決”作出“貢獻”,以從中國戰場騰出手來;第二位的選擇,是在進攻西安不可能的情況下,轉而全力進攻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河北的抗日根據地。這河北的抗日根據地中,據日後日方實際實施的情況看,又主要是冀中。
不過,岡村寧次始終念念不忘進攻四川的念頭。1944年12月15日,也即他任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後,還對參謀人員們說:“大東亞戰獲勝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與美軍死拼,並使中國政策迅速屈服。派遣軍應排除萬難,達成屈服中國政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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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冀中開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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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始終牢牢不忘自己的敵手,並一定要傾其全力壓倒對方的人。他將會給對方帶來怎樣的災難呢?災難的鐘擺,在延安和冀中兩者之間晃動著。它將停在何處呢?■減少一個日本兵,即可節省二千日元早在1938年5月,毛澤東便指出:“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抗日戰爭的歷史程序,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日方文獻聲稱:“從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國力窮困急劇表面化了,”“日本為突然表面化的國力窮困狀態而苦惱著。寄以極大希望的擴充生產力計劃已正式開始執行,而實際完成情況僅僅為計劃數的80%。電力不足、嚴重的米荒一齊襲來。”看來還是工業、農業全面危機,其中農業危機尤為嚴重,在日本國內的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現象十分突出,“在東京各警察署管區內,許多人家的米穀儲存量降到平常需要儲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長親自和糧商一同為買米而奔走,並採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辦法。”
“此糧食問題造成人心極度不安,”甚至“發展成為阿部內閣倒臺的最大因素。”然而,“接著組閣的米內內閣仍然為此問題而苦惱,直到昭和15年(1940)5月每次的閣議‘總是議論米的問題’(5月4日,畑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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