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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事實根據》，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廣播》連載）。當然，這並非說受害人只有這些，而是考慮到審判的進行，僅選出了一百個受害者。在這些人當中，尚有幾十個人健在，何不找他們採訪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臺灣，自然也能從與蔣介石一起逃到那裡的中國人中間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間接地知道一個人，此人是身負三處刀傷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開設的戰犯軍事法庭上對谷壽夫中將的審判，如本書正文所述，似有一百名證人出庭作證。據在這次審判中“對起訴的申辯書”所說，谷壽夫中將被追究的罪責是殺害九百多人，強姦四十多人。而且，據“不服判決補充呈報書”所說，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師團在中華門一帶所犯事件共達三百七十八起（五島廣作編：《南京作戰的真相》，第二二八、二三六頁）。

順便說一句，在南京的戰犯軍事法庭受審的與南京事件有關人員，除谷壽夫中將外，還有第十六師團的兩個少尉（有砍殺百人比賽的嫌疑）、一個大尉（有砍殺三百人的嫌疑？），共計四人，都被判處死刑（法務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調查部編：《戰爭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三五○至三五一頁。同調查部：《戰爭審判記錄有關資料目錄》〔一九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頁）。除谷壽夫中將外，其餘三人可以說是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前參與屠殺的人，因而應該認為與南京事件無直接關係。

德丁記者的報道

鈴木明說，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國人的資料是最為可信的。他找到了《紐約時報》　南京特派記者德丁寄往報社的報道與電報，　並介紹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頁）。這位記者在南京被佔領時的三、四天內，詳細目睹了日本軍的行徑。

鈴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中說：“過期的《紐約時報》沉睡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地下倉庫的深處，散發著一種獨特而又濃烈的書蠹黴味。事實上，我萬萬沒有想到能如此輕而易舉地看到《紐約時報》的原件，不禁啞然。在洞富雄編撰的書籍裡有一篇文章說：”德丁的報道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根據檢察方面為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檢證一七九二，未提交〕，不過記錯了時間，參照後面的記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沒有發現它，我想是因為要找到過期的《紐約時報》相當困難。“鈴木明還談了他那煞費苦心地尋找該報的經過：我們倆花了兩天時間，逐頁翻閱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達六十頁的《紐約時報》，尋找德丁這個署名，結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報紙，後來總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報紙上發現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郵寄的長篇大論的報道。據他說，那是在”盛夏，在沒有空調機的閱覽室裡“進行的艱苦勞動。其實，我早在此幾個月之前就想到把這些資料收進南京事件資料集裡，充作《日本戰爭史資料》中的兩冊。我懷著希望或許能找到德丁的報道的僥倖心理，查閱了東京大學以及其他各處所收藏的《紐約時報》原件。

正如鈴木明所說的那樣，我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過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紐約時報》。我想，這些刊有德丁記者撰寫報道的報紙當然被檢查後沒收了。戰後製成的該報縮微膠捲，因日本各地都沒有日華戰爭爆發前後出版的那些報紙，所以沒有努力去查詢。不過，我自我檢查，覺得這樣編撰資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於是，我明知也許勞而無功，還是想去東京市內各處收藏《紐約時報》的地方大體上把它創覽一遍。就這樣，我決定先去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查閱了該報的索引。幸好，在該所閱覽室裡也偶然備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報道的前後幾年《紐約時報》的索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記得，那時，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紐約時報》索引肯定是日本銀行的舊藏本。這對我來說實在太幸運了。

查詢的結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寫的有關南京事件的報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題為《美國傳教士筆下的南京恐怖統治》（American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報道。於是，我決定查閱國立國會圖書館、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　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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